美女“盖山西”成性奴 一晚曾遭50鬼子蹂躏(组图)

　　官司打到日本

　　侯东娥的故事，激起了张双兵深深的同情，老人饱受战争的灾难，却无依无靠。张双兵希望能帮助她们，向日本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在张的提议下，侯东娥和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四人才组成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把积聚了五十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通过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赔礼道歉;提供每人十二万美金的赔偿款。

　　张双兵成为当地有名气的替“大娘”申冤的人，从刚开始的闭口不谈，到很多受害者开始主动找他，希望讲述自己的故事。

　　老人刘面换也是诉讼人之一，她是张双兵遇到的最坚强的女性。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之前，她是父母十几岁的独生女儿。因为坚决不从，她被日本兵打断了手脚。

　　律师康健带着刘面换去窑洞指认犯罪地点时，刘浑身哆嗦，一下就认出了当年被蹂躏后，只能爬出去的厕所。这些被康健拿着DV拍了下来，加上照片，成为法庭的呈堂证供。

　　199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中国慰安妇”案。至此，刘面换先后五次到日本出庭作证。

　　出庭前后，日本都召开较大的记者招待会，老人们诉说来日本打官司的目的和希望达到的要求。她们没有放弃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机会，在每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都对媒体指控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开庭审理时，刘面换陈述自己的经历，遭受蹂躏的残酷过程令她悲从中来，越说越激动，一下子晕倒了。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20分钟。

　　案子一级级审理上去，2004年的审判，天下大雪，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在日本，老人们受到了日本律师团的热诚款待，受到了民间团体的支持和帮助。有一个当年在路城、阳泉等地参加过战事、搞人体活体解剖的日本军医汤浅，一找到刘面换和老人们，就在她们面前鞠躬认错。并一直照顾她们在日本的生活，送来各种各样治疗的药品。汤浅说，他要以此减轻自己的罪过。

　　日本的媒体也对老人们做了各种专题报道，《朝日新闻》的女记者从老人们一到日本，就和她们吃住一起，跟踪采访了十几天。

　　据张双兵介绍，日本两个律师团为中国的受害者打官司付出了很多，每年至少往来盂县两次，大森典子、板口贞彦等律师，花费资金100多万。两个日本支援会十几年间，至少有80多批人员来往盂县，花费至少在600万人民币以上。以及各类旅日华侨，支援老人生活医药费及各种活动经费100万元以上。

　　败诉

　　直到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苏智良认为，日本法庭宣布的两条败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日联合声明》，条约签订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而没有包含中国公民放弃赔偿，所以不能成立。关于时效问题，时效只对国内法有效，这是战争犯罪，是对人权的践踏，没有时效的问题。”

　　此时，侯东娥已经去世。败诉的结果，令张双兵无颜以对老人的希望。

　　他想起三十年风雨维权中的一个片段，那是第一次带老人们来到北京递交申诉的情景：深秋萧瑟的寒风中，衣衫破旧、神情疲惫的他带着几个腿脚不利索的小脚老太太来回奔波，引起他人的围观。

　　为了打官司和调查取证，身为小学教师的他耽误了给学生们上课，学校不满意。从1992年起，再没有拿到过一次奖金。打官司的同时，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

　　1994年日本律师介入以后，村子里认为他破坏中日团结，很长一段时间对他进行封锁。被村里的领导和村民看得很严，连出村子都很困难，日本律师调查取证也进不了村，只能偷偷摸摸地和外界联系。

　　领着老太太去北京见律师和记者，也只能趁夜深人静，领着她们逃出来，坐火车到北京。偌大个北京城，该去哪里落脚呢?一面担心村里人找过来，一面摸着干瘪的裤兜，只好领着老太太们住阴暗的地下室。

　　屡败屡诉，他也曾产生怀疑，每当想要放弃时，想到被战争摧残的老人，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讨回公道，在晚年得到一点点的欣慰，张双兵又继续努力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