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舰抵达台湾,当地民众在港口围观。
11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九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国民党军战死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也在其中。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 “比台湾人更卖力”。常诚分析,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带着“反共抗俄”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志愿军战俘踏上台湾的土地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52年春,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台湾当局组织民众欢迎志愿军战俘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