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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叛逃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曾受毛泽东接见(图)

www.sinoca.com 2016-01-05  


  她们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业已经结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还未为她们找到合适的“下家”,所以暂不分配,让暂留学校,学校便派她们来图书馆帮忙。现在,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对图书馆采取的方针是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每天在办公室里看书、饮茶、喝酒。这样过了两个多月,要看的书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无聊之中,这才想起要和那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姑娘谈谈。一谈之下,傅索安大喜,原来这个名叫胡国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识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详细谈谈,但考虑到图书馆里肯定装着窃听器。于是抑制了这个强烈的念头,悄悄约对方晚上到自己寝室喝酒。

  当天晚上,胡国瑛来到傅索安寝室。傅索安已经找出窃听器,拆下了电源接头,这样,在监听终端的录音带上留下的便是寂静无声,就像她平时一个人在寝室里闷头大睡一样。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快地聊了起来,傅索安从胡国瑛的叙述中,知晓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同乡的有关情况――胡国瑛是68届初中毕业生,其父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被定为右派分子,解送劳改,期满后因已被原单位开除公职,只得留场就业。这种家庭出身导致胡国瑛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学校里一贯老老实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也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缩在家里“逍遥”。到1969年春天,学校分配她去内蒙古巴扎地区插队落户,她虽有千般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国瑛插队的生产队,地处中苏边境线附近,距额尔古纳河只有十几公里。以她的性格,在农村自然表现得不错,劳动肯吃苦,也没有其他知青那种偷鸡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员们认为是个“那娃”,两年后当上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当了一年多,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产队开始春播。队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个生产小组分包一个片,完成任务算工分。这样,有的小组为了多挣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产队为让各小组随时能领到种子、化肥,便安排胡国瑛住在仓库里。

  胡国瑛没日没夜忙碌了几天,弄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没人来领种子,她想弄点夜宵吃。仓库里有一个电炉,那是经生产队长特许的,让胡国瑛晚上取暖和烧夜宵。平时胡国瑛使用时特别留心,惟恐发生火灾。这天晚上也实在过于劳累了,烧着夜宵不知不觉就坐在一旁睡了过去。她睡得很熟,还做起了梦。忽然听得“劈劈啪啪”的声响,只觉得浑身燥热,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国瑛惊叫一声,一跃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冲起火处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烧成势,以一把笤帚对付真好比灯蛾扑火,哪里扑得灭,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国瑛无奈之下,只得夺门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几个滚把身上的火弄熄时,那火已经穿顶了。

  这仓库离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唤来社员救火时,火神爷肯定已把整个仓库都没收了。胡国瑛考虑到这一点,便没有去做此徒劳无益之事,任凭仓库烧掉。那里面,有着口粮、饲料。

  种子三万多斤,化肥、农药、农具折合人民币数千元,还有一座建筑物也值数干元,加在一起所损失的,对于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乃是一个天文数字。胡国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寻思此番的后果不只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还算宽大的哩!一时间,她只觉得头脑里像打翻了一盆浆糊!迷糊昏沉,定定神,决定先离开现场再说。

  黑夜中,胡国瑛不辨方向,乱走乱窜。不知走了多久,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那天晚上,正好有几个苏联军人奉命潜来中国境内摸哨。中国边防军当然不是吃素的,那几个“老毛子”虑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万般无奈,正准备无功而返,却撞见了急急如丧家之大、惶惶似漏网之鱼的胡国瑛,于是抓了再说。

  就这样,胡国瑛到了苏联。自然,她不可能“坚贞不屈”像刘胡兰那样,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苏联人交代了一切。以她这么一个知识青年所知晓的中国方面的情况,当然引不起苏联方面的兴趣、苏联人掌握的情况比她知晓的要多得多。但是,苏联边防军并没有杀死她或者遣返中国,而是移交克格勃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克格勃已经办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自然要物色合适的学员人眩,胡国瑛的被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天生的亲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

  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早饭也没吃,就去了图书馆。那时,原先两个香港、澳门姑娘已经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国瑛一人跟着傅索安。学校当局已经认定傅索安在劫难逃,加上图书馆也算不上一个重要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凭她和胡国瑛在里面喝酒、唱歌,胡作非为。

  傅索安到那里时,胡国瑛已经到了,正在打扫。胡国瑛见傅家安脸色不好,便关心地询问:“傅姐,您怎么啦?昨晚没睡好吗?”

  傅索安说:“觉得肝区有些隐痛。”

  胡国瑛听傅索安说过因患肝炎而住过医院,当下便有些惊慌,说:“要紧吗?我陪您去医院吧?让大夫给检查一下。”

  傅索安摇头:“不碍事。你别打扫了,去弄瓶‘二锅头’来,咱俩今天什么事都不做,就喝酒!”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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