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忙转头探看。杨进兴和熊祥一前一后，将两把利刃插进了他胸膛。杨虎城“哎哟”大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两组刽子手不由分说，扑上前又狠狠地补上了几刀，然后狞笑着，擦擦手上的血迹，便下山复命去了。
本文摘自《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作者陶朱问，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在归国轮船上合影
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隐秘的四合院中，花白了大半头发的前国民党西北军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怀抱幼女，步履老态地来到院中，然后紧靠在一方石案下，缓缓戴上老花镜，徐徐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捧读了起来。他已被蒋介石囚禁了12年，但万万没有想到罪恶的魔爪正在向他伸来……
蒋介石认定他是“元凶”
杨虎城由重庆秘密转往贵阳，已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夜郎之国”又被监禁了7个月。经过12年的监禁，杨虎城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终日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愁眼相对一双无辜的儿女。
这时，透过报纸，杨虎城已基本明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心中升腾起了炽烈的热望。报上通篇都在登载蒋介石如何从广州将政府迁来重庆，满纸是荒唐的支吾之词，明眼人一看，蒋介石已被逼得山穷水尽，企图借助大西南作最后一搏。
这时，负责看守他的军统组长、原重庆白公馆监狱长张鹄讪笑着凑了上来。
“老先生，委员长已将军政系统全部搬到重庆，那里组织了8万人欢迎委座再到陪都，党国上下齐心一致，坚决打好第二个抗战。老先生对此有什么感想啊？”
杨虎城就势放下报纸，眼光瞟向雾气弥漫的天空，不着边际地答道：“这天气真怪，换了在重庆，热得要命。偏偏在贵阳，这里还跟过春、秋季节似的，一早一晚还怪有点冷。”
说着，杨虎城起身去召唤独在一旁玩耍的幼女。监禁生活已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谨慎，对于时局特别是蒋介石个人，他绝口不会吐露半个字。张鹄悻悻地走开了。
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10年徒刑。杨虎城虽暂时逃过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
谁料，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10多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息烽。
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贵一直不能出狱。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过去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主动陪着笑脸，一口一个“老先生”，“恭喜您马上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
杨虎城失望之余，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常常公开叫骂蒋介石全无心肝，一帮狗特务不是人。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李宗仁释放令化泡影
1949年1月，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他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然而，当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市长杨森装作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何处。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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