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杂志封面。
“911”事件之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布什提出的“反恐战争”持反对意见,并且督促美方将恐怖主义看作是犯罪形式的一种。与此相反,在经历了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即宣布法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许多评论认为,在这过程中他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一小撮暴力罪犯并不能被授予合法性,语言的误用和战争的技术使他们陷入了被动。
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封面文章《如何应付“ISIS”》,将这四个字母巧妙地画成了一条毒蛇和一把砍刀,并认为,要砍断这条蛇,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名:“伊斯兰国”并非一个正确的称呼。
《国家》杂志指出,战争的语言将恐怖分子美化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合法的参战者。不坚定的青少年面对圣战招募者的挑战,立誓阻止暴行,他们装扮成英雄、士兵。但是,在战争中令人发指的行为是被允许的,那些被招募者杀害的无辜平民被描述为敌方的战斗者。
那些受已故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Abdelhamid Abaaoud,巴黎恐怖袭击案主谋)招募的年轻人并不是所谓的士兵,他们是配备炸弹和机枪的罪犯。这些人被边缘化,被比利时和法国低迷的资本主义所淘汰,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受到种族主义的侮辱,否认生产劳动的尊严。然而,生活在同一环境里的其他人却仍旧过着另人尊敬的生活,他们将他们所遇到的事看作是挑战而不是犯罪的借口。
《国家》杂志说,当人们谈论起对这些罪犯的反抗时,在无意间赋予了他们尊严,使得他们卑劣行迹覆上了辉煌的色彩,就像他们在足球场中策划了一大看点——自杀式袭击,向看台上和电视机前的人们播送着这一事件。但是只有少数人员能够成事,法国警方还没有愚蠢到放任穿着炸药背心的人,惊慌失措的杀手们只好在体育场外白白引爆,甚至还有一些炸弹发生故障,只伤害到了炸弹携带者,还有一些人向餐馆、咖啡馆和音乐厅射击,这不能算作是恐怖片,然而美国电视里一些所谓的反恐专家却声称这次屠杀是经过精心策划且被精确执行的。餐馆谋杀案并不是战争行为,它可以由任何使用枪支的人来实现。自行车团伙和精神病患者(美国步枪协会坚持向他们提供攻击性武器和弹药)也经常在美国引起类似的混乱,然而人们不但不宣战,甚至不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阻止它,巴黎的恐怖分子更像是那些自行车团伙。
奥朗德的言辞回应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挑战。一是为了维护欧洲安全和反对贫民窟的激进,另一方面是为了针对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爪牙和他所谓“伊斯兰国”。在后一种情况下,修辞很重要:将那个看上去更像沙漠海盗的团体尊称作一个国家(更不要说是“伊斯兰国”),使其拥有平等发动战争的地位,不得不说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巴格达迪把这个由人贩子、强奸犯、毒品走私和抢劫者组成的团队称作“伊斯兰国”,这一点和一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很类似,这个贩毒集团称自己为“梵蒂冈”。当我们在报道这个贩毒集团的时候就采用了称号,例如:“梵蒂冈”今天绑架了30个人。考虑到天主教徒,记者们往往会避免类似的语言胁迫,那么同样,他们也应该考虑穆斯林的情况,从而拒绝不恰当语言使用。
近日,国内评论家何家炜发表在豆瓣上的一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何家炜指出,阿拉伯媒体和伊朗媒体都将这个组织称为Daesh(???? 阿拉伯语发音[da??i?]),这是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词(ad-Dawlah al-Islāmiyah fī 'l-Irāq wa-al-Shām)。“Daesh”一方面使得“伊斯兰”这个词消失了,该恐怖组织宣称的”合法性”受到广泛及至自身的怀疑:在Daesh控制的区域,这个词已经被其宣传系统宣布为禁用词;另一方面,这个词的发音在阿拉伯语里跟“Daes”近似,意思是“踩碎在脚下”,又跟“Dahes”近似,意思是“煽动内乱”,Dahes这词还指阿拉伯历史一段战乱时期。由于这个缩写词具有以上几重贬义,很快在伊斯兰世界传播开来,成为对这个恐怖组织的蔑称。《国家》杂志也指出,我们也应该称呼它为“达阿希”,而不是“伊斯兰国”,从而避免成为它无知的宣传员。
反恐“战争”应该是所有的叙利亚难民都从潜在的战斗者转变为像阿巴乌德那样的恐怖分子招募者,致力于加深穆斯林和基督传统的矛盾。我们的确应该看到一些叙利亚人已经加入了犯罪同盟,而且用武力夺下了一些沙漠小镇,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大多数的叙利亚人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用自己的双脚做出了选择:当达阿希攻下摩苏尔(Mosul)时,50万人立即充满恐惧和厌恶地逃离了,还有更多的人在之后的日子里也陆续离开。至于拉卡(Raqqa)——达阿希目前的总部,在2011前该地区还有90万人,如今却已有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逃离四散。
那些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要求简单答案或直接结果的人是幼稚的,他们对战争发表的言论也是稚嫩的。如果像达阿希那样的组织是很容易被击败的,那么许多当代的长期冲突就可以避免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个像达阿希那样的组织从上世纪90年代持续到了2003年,在席卷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大灾难中杀害了540 万人。还有一个圣主抵抗军在乌干达的反叛组织(Uganda-based Lord’s Resistance Army),尽管是基督教背景,却和达阿希有着相似之处,对此哥伦比亚政府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努力尝试消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他们也占有一些领土、引诱未成年人犯罪、并致力于暴行,尽管它的思想是极左的而达阿希是极右的)。
至于欧洲棚户区中激进的青年问题,许多专家认为它更像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而不是一场战争。城市的实践举措如社区治安管理和积极的政府干预都已经证明其在提升人的尊严方面(甚至比解决贫困问题重要得多)是有成果的。被妖魔化叙利亚人移民或穆斯林,作为潜在的达阿希新兵的确可能会成为极端分子的武器,但是想要解决这场危机,政策制定者们更应该学会使用公共政策和开明的警察作为武器,而不是用战争。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