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藏南:满载中国人的屈辱与伤痛的国境线(组图)

　　下察隅人村里的百岁老人叫登羌人(名字为音译)。年轻时来这边寻找青稞种子，回去种时遇上了飞机轰炸，之后她再也没能回印占区老家。讲述中，老人一直在念叨着“舅舅，舅舅……”也许，这就是老人记忆中，山那边，她最亲的人。

　　1962年10月20日凌晨5点20分。当时近500门火炮在喜马拉雅的山麓中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中国边防军对东西两面入侵印度军同时发起全面反击，历时仅一个月就取得了重大胜利。

　　但正当中国军队已收复9.2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失地时，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让世界咋舌的决定――对于印方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继续保持不予承认，但主动撤回当初的实际控制线后方20公里。中国作为胜利者，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并无偿交还战利品，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就是让自己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麦克马洪线(Mc Mahon)是一条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划出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界。其走向起自不丹和中国西藏交界，沿喜马拉雅山麓分水岭和山脊线直至云南的尖高山，将传统上西藏当局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划进印度去。对于这条“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

　　印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中国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印度政府的武装侵犯和无理要求一直处于克制、容忍的态度。在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进驻西藏也一直以“麦线”为实际控制线。

　　53年过去了，世人依然对当年的决定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政府的慷慨和大度没有促成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相反，从1963年中国军队后撤后，印军又向北推进，很快侵占到战前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并在此正式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此地比西藏的其他地方更加富饶，而且矿产、森林资源丰富，所谓西藏森林含量居全国第二，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储量，因为百分之八十的森林资源在实际控制线以外，也就是在印度手里。目前在此定居的印度人比西藏的总人口多两倍。这块画在中国地图上的土地，实际仍在印度的控制下。

　　当年“麦克马洪线”的故事对远离边境的国民来说，也许只是书本上的一段历史。那么，对于一个身处“麦线”的边民来说，53年前的那一仗，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53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我们深入藏南，沿麦克马洪线走访了边境上的国民。

　　一场仗，一世伤

　　通往贡嘎县甲竹乡11村的路上尘土飞扬，这一带的藏民会说简单的汉语，旦增老人如今就生活在这里。

　　旦增，71岁，藏族，1962年，22岁的他响应村里的号召，以民兵民工的身份参与对印自卫反击战，主要工作是帮助解放军运送弹药到前线。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了达旺地区，战争快结束时,在一次运送弹药的途中，遭到印军飞机的轰炸，右手臂和左脚受伤，被解放军送到后方医院抢救后存活下来。旦增的“战绩”在村里广为人知。

　　虽然旦增老人家有点乱，橱柜上积了厚厚的灰尘，但门柱正中央挂着的伤残人员换证审批表却用一尘不染的镜框装裱着。老人每天都会擦拭这个镜框，在他看来，当年上战场是这辈子最光荣的事情之一。

　　旦增老人腿有点瘸，但精神很好。当年的负伤造成他左足三指第一节骨折变形，四指第一节骨折，五指末节骨折，前端坏死。目前脚掌的前半部分完全没有知觉，走路必须拄拐。

　　从解放军的医院养伤回来后，旦增又加入到修建机场的队伍中去。老人的一个女儿长大后成了山南烈士陵园的守陵人，这里埋葬了很多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军人。老人对女儿的工作觉得很欣慰，因为他对这些军人有感情。

　　战争让旦增留下了一辈子的伤痛，但老人说，这50年来国家一直没忘记他，每年的伤残补助金都有专人按时送来。随着物价上涨，补助金也提高到上万元一年了，他很知足。

　　一个家，两国人

　　“麦线以南”这个词，意为被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但这个地区，在当地人的言谈中名为叫“珞瑜地区”，即“印占区”。据史料记载，这块地区自公元7世纪起一直在西藏地方政府统辖之下。但19世纪开始，盘踞在印度的英国人开始侵入这个地区。祖居于此的原始部落珞巴族，曾数次武装反抗。

　　1962年后， “麦线”所有能通行的区域都拉起了军事隔离铁丝网，珞巴族被硬生生一分为二，同样被“麦线”隔断的民族或家族还有门巴族及人。珞瑜地区生活状态以刀耕火种加狩猎为主，“麦线”以北的藏人则以种植青稞和放牧为生，生活明显比珞瑜地区好。原本两边的人可随意走动，但1962年那一仗后，走动就从此中止了。

　　达久，55岁，珞巴族，曾做过南伊村的村支书，父辈一直生活在珞瑜地区。达久的父亲曾是奴隶，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后，带着妻子和年幼的达久跟着解放军撤回了“麦线”以北，在米林县南伊乡附近的高山上安了家。达久的大部分亲人留在了麦克马洪线以南，50年来没有任何办法能和他们取得联系。他父亲过逝时，还一直为此事感到遗憾。

　　理论上，珞巴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人数最少的民族，因为在中国实际控制区内(能够普查到的)的人口只有约3000人左右。但有资料表明，还有超过60万人生活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区，无法进行人口普查。所以，认为珞巴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的说法并不准确。

　　珞巴族是一个只有自己语言而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许多传统和习俗在年轻人中已经没有了。哪怕是在变为旅游风景区的地区，也只是从形式上保留了一些珞巴族的风俗，实际上已经完全变味。珞巴族孩子上学也基本和藏民孩子一样，学校学汉语和藏文。只有在家中与父母交流时，才会学一些珞巴语。

　　米林县是珞巴族人数最多的县，集中生活在南伊珞巴民族乡，全乡3个村，分别为南伊村、才召村和琼琳村。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共有296户973人。

　　达久说，米林、墨脱、隆子、错那这些县的许多珞巴、门巴、人都是1962年从珞瑜地区跑过来的。原先他们大部分都住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以西的高山峡谷地带，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直到20世纪中期，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状态，刀耕火种兼营狩猎。为改善生活，已经有一部分人搬迁至“麦线”以北，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逃避血亲复仇、氏族婚姻等原因跑过来的。但两边的人可随意走动，需要时可以经常回老家，或者带着新的珞瑜人来北边定居。1962年那一仗后，解放军一撤回来，想回去就再也不可能了，同样，“麦线”以南的人想来北边也不行。

　　“珞巴族的根在珞瑜地区。但现在，这条根已经断了很多年了。”做村干部那么多年，达久比一般村民考虑得多。

　　以前在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大会上，达久曾多次提出建议：希望开放“麦线”两边的边民交流，一来可以让边民做一些贸易，搞活经济;二来也能让珞巴族寻到自己的根，对传统民族文化有个继承。但这些建议都没有什么下文。

　　亚贝，52岁，珞巴族，才召村的长老，她的工作是为新婚夫妇做珞巴族祈福仪式。但她也只是小时候见村里老人做过，从来没人教过她准确的流程应该怎么做。这样做的含义，现在只是为了配合村里搞旅游开发，拍个照而已。

　　亚贝小时候随父母从印占区来，长大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去过，那边还有自己很多的亲人。70年代时，弟弟还偷越“麦线”去过印控区，一年后又回来了。弟弟说过，那边的生活不好，吃不饱，还是这边好。前几年，还有“麦线”那边的亲人来这儿寻过亲，只是待了半天时间，就被相关部门发现并带走了。

　　很奇怪，已经分开近50年，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据亚贝说，每年挖虫草或者挖草药的季节，只要去政府开个证明，那头村民就可以通过边防哨所，再走大约两天的路程去到“麦线”旁边，在那儿就能遇上那边打猎或者放牧的族人，双方一提当年的人或事，很快可以对号入座。

　　亚贝说，那亲人走时，仅仅带走了这边家人的一些照片。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她还想给他们带一些吃的和穿的。说着，亚贝轻轻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下察隅也被视为“麦线”旁的一个边境重镇，旅游者哪怕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边境通行证，上面写明“前往地：察隅”，也不能放行。在离下察隅还有2公里的地方，就会被当地的边防部队哨所拦下，他们只认察隅县开出的通行证。我们就这样被“卡”在了哨所检查站。

　　我们到达检查哨时已是晚上9点多，如果此时返回县里，要走60多公里的山路，路上到处有悬崖，还经常发生泥石流，连哨兵都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在请示过部队领导后，哨兵扣下了我们的身份证，允许我们前往镇上。由此，我们才见到了一位百岁奇人登羌人(名字为音译)。

　　登羌人，人，100多岁。人是我国一个特殊的未识定民族，居住在察隅的人共有1300多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人原本也生活在深山密林之中，当地政府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在下察隅镇专门建立起一个人村，让他们移居山下。

　　登羌人是村里最老的老人，双目失明，但耳朵并未失聪，语言表达清晰。她的出生地属现在的印控区，年轻时，她经常来往于雪山两边找青稞种子带回去种，即相当于在麦克马洪线的南北穿梭。每次从老家走到麦线以北这里，如果牵着牛的话得4到5天，如果空着手的话，2天就能到了，但路上很辛苦，要爬雪山。

　　有一年，她来找种子，正巧碰上这里在打仗，要躲避飞机的轰炸。老人一边说，一边做着挖坑躲避的动作。那次之后，她再也没能回老家，便在下察隅找了个男人留下了。叙述中，她一直反复念叨 “舅舅，舅舅”。也许在老人记忆中，这是山那边她最亲的人。

　　印军进，牧民退

　　采访之前，我们查到过关于“印度蚕食中国边境领土 牧民无地放牧”的资料。资料中涉及的地点就是当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战事最惨烈的一地：错那。但是由于在实地采访中，受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阻拦，我们无法实地证实。在此，我们只能摘录2012年9月21日《环球时报》的报道《藏民称印度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牧民无地放牧》中的三段原文：

　　“山南公安边防支队的吴庆黎政委曾重点介绍，山南的中印边境上，东章是一个蚕食和反蚕食斗争相当突出的争议地区。”

　　“东章瀑布在藏族人心目中是个圣地，到这里来参拜的信众很多，以前，河上有座桥，中国老百姓都可以过河到瀑布下亲手接取圣水，但2001年，印军把桥拆了，还在河边设了一个哨点，从那以后，中方的活动就只能止步于我们的脚下了。记者目测，从瀑布到我们跟前的距离应该有1公里多，也就是说，在拆桥之后，印方生生向前推进了1公里多。”

　　“提起印军的蚕食，当地牧民都愤愤不平。在浪波乡，很多牧民都谈到多果尔草场。那是一座牧草茂盛、坡度柔缓的边境山，当地牧民夏季经常去那儿放牧，按当地牧民的说法，以前羊群可以放到那边山脚下，后来印军在山上建了个房子派几个兵一守，那边的山坡就去不了了，羊只能放到山顶，再过几年，印军又在这边山脚下垒了一圈石头当工事，天天有兵把守，再去多果尔，中方的牧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牧了。”

　　幸运的是，在从错那返回的途中，我们遇到三个搭车的牧民，来自一个叫“肖”的边境牧场。他们说了两个细节：印度军时常会在藏民放牧的地方拉起铁丝网，不让通过;那边的草很好，但牛羊很多，有我们这边的，也有印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