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之四: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够相互信任
第四种迷思是关于中俄关系中“信任”的缺失。“信任”这一模糊概念,被很多评论中俄总体关系,尤其是双方结盟可能性的人所强调。有些人讨论“中俄关系的交易性本质”,并认为“中俄关系缺乏信任,以竞争为特征,尤其是在两国分享其影响力的地区”;还有人进而认为,“俄罗斯从不信任任何一个国家,反过来,它也不被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信任”。
事实是,塑造各国政策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利益,而非信任。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信任”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盟关系的核心都是基于共同利益的交易关系,共同利益交叠的程度决定了是否存在“信任”。两国结盟不同于两人结婚,婚姻中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塑造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信任从不起决定性作用。与俄罗斯类似,美国和中国也不信任任何别国,也不被他国所信任。联盟的出现和消失取决于国际环境。中国在1950年代是苏联的盟友,但到了1970年代,就变成了中美结盟。1980年代,中国宣布奉行不结盟战略,而俄罗斯总有盟国。美国在冷战期间是主要的反共国家,然而,正如一些学者睿智地指出的那样,如何解释尼克松——这位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亲近毛的中国呢?难道上述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突然对中国产生了信任吗?
当建立一个平衡的联盟时机成熟时,各国并没有那么奢侈地顺着自己的主观好恶行事,将其关系建立在所谓的“信任”之上。中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起伏,然而两国之间在信任与不信任方面并无任何反常之处。正如许多国家那样,中俄并不必基于彼此信任才建立用以满足特定目的的联盟,一旦国际形势发生改变联盟便可解散。
话说回来,即使我们接受信任在联盟形成过程中起作用这一假定,我们也没有理由将信任看成中俄关系中的一个麻烦问题。近期,正如很多人正确指出的那样,普京和习近平看起来成了朋友,两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要高于通常两国元首之间的信任程度。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说:“普京更信任习,超过信任习之前的任何中国领导人,也超过现在的西方领袖”,并且“普京感受到了习近平的诚意,这使得克里姆林宫调整了很多已持续十来年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顶层决策者之间的个人互信会比在分权体系中对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俄罗斯近期的民意调查所示,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有超过60%的俄罗斯普通民众认为中俄关系是友好的。并且,这一转变远早于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如今,公众主流意见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也相信更强大的中国并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因此,有理由期待上述趋势将有助于俄罗斯与中国进行全面合作。
结论
本文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很快建立或一定会发展为结盟关系。中俄是否结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对双方的政策。鉴于美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中俄友好关系在加强,美国可能会开始努力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挑起不和,其政策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以上分析的目的在于消解掉有关中俄关系的一些先入之见和偏见——对很多观察家而言,这些因素可能是两国走向结盟的障碍。正如上文所展示的,这四种迷思没有一种是与事实相符的。在审视中俄关系时,它们不过是一个主观建构出来的、适得其反的“思维矩阵”的组成元素罢了。
(中文版原载于上海外国语大学G20研究中心《G20政经评论》,有删节,张扬文馨译,汪卫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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