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调查:IS每年绑架“创收”2500万美元(图)

　　受害者

　　然而，有时候，IS绑架人质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惩罚他们。

　　去年1月，一伙戴面具的男子闯入叙利亚记者米拉德·阿尔什哈比位于阿勒颇的家中，明显是为了报复他对IS暴行的报道。他说，“他们抢走了办公室里所有的电子设备———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然后，他们将我扔进一辆汽车，将我带到他们设在儿童医院的基地。”

　　他被独自关押在阿勒颇一家从前的医院病房改成的牢房中，一关就是13天。另外还有约200名叙利亚人也被囚禁在那里。

　　“连续10天，我一直被蒙着双眼。我蒙着双眼祈祷，蒙着双眼吃东西。在10天过后，有3天时间，我不但被蒙住双眼，还被戴上了手铐。即使在祈祷时，依然戴着手铐。

　　后来，他被转移到一个较大的房间，和其他囚犯关押在一起，在那里，他的眼罩和手铐被取下。他发现，一些狱卒带有伊拉克口音，他还能听到他们折磨其他囚徒的声音。

　　“他们会绑住人的双手，将他吊起来，就这样吊两三个小时……有时候，他们关押的囚徒太多，绳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铐把人吊起来。”

　　阿尔什哈比称他的一些狱友因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遭到处决。

　　幸运的是，不久之后，自由叙利亚军占领了人质关押中心附近地区，IS士兵纷纷撤离。阿尔什哈比和其他囚徒得以逃脱。那时他已被关押了16天。

　　就在他带奥马尔去看那一处已经被废弃的人质监狱48小时后，他们听说IS又卷土重来，回到了当地。

　　阿尔什哈比并非唯一成功逃脱IS魔掌的人质。部分外国记者也成功获释。

　　2013年6月，法国记者爱德华·埃利亚斯和迪迪尔·弗朗索瓦在叙利亚被从车中绑架。他们的司机同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接受奥马尔的采访。他让奥马尔使用他的化名“阿尔拉”。

　　“有片刻我们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去年1月他在接受采访时描述绑架时的情景说，“他（弗朗索瓦）看我的方式深深影响了我。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摆脱，他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你打算就这样扔下我们吗？’”

　　阿尔拉说，绑架者告诉他“开车离开，不要再回头看。”他试图寻求自由叙利亚军的帮助，但接待他的人似乎对他产生了怀疑。“奥马尔对他说，‘如果我和他们是一伙的，我不会就这样直接上门找你……在浪费更多时间之前，做点什么。’结果他们将我关进了一间牢房。”

　　两名法国记者在10个月后获释。

　　后来奥马尔听说两名日本记者分别被绑架时，阿尔拉也是他们的司机。当奥马尔试图再次联系阿尔拉，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手机已经停止使用。

　　谈判人

　　第一位有据可考的在叙利亚被绑架的记者是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泰斯。2012年8月，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遭到绑架，在那几天前他刚过完31岁生日。

　　根据泰斯的家人建立的网站，“5周后，一段43秒长的不同于其他叙利亚绑架案的视频出现在互联网上。视频显示奥斯汀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扣押，但没有附带任何其他信息，只有一个标题：‘奥斯汀·泰斯还活着。’”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也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他的失踪负责。

　　那么，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质最终得以获释呢？法国声称没有为埃利亚斯和弗朗索瓦支付赎金，但支付赎金的例子却很多。

　　在奥马尔寻找负责谈判的中间人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有一名商人游走于巴黎和伊斯坦布尔之间，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

　　当奥马尔最终见到他，才发现他是其在革命刚开始时认识的一个人，名叫穆特兹·夏克拉布。

　　他说他为绑架者和受害者家属担任中间人，用遍布叙利亚各地的关系网寻找失踪者。

　　“首先是和绑架者取得联系，询问他们手中是否有某某人。如果他们回到‘是’，你要求他们出示相关证据。这时他们通常会回答，‘你要什么样的证据？’奥马尔被要求问一些只有被绑架者才知道的问题，比如‘他去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他去世的日期和地点？’接下来就是问答环节。然后证实这个人确实还活着。”

　　夏克拉布说他帮助谈成了比利时作家皮埃尔·达普拉塔和意大利记者多梅尼科·圣奎里科的获释。

　　“他们的家属代表共计支付了400万美元，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他说。这些钱被装进一辆面包车，运到绑匪指定地点，清点完毕后被装进几个皮箱。

　　在这个案件中，绑架者是加入了IS的前自由叙利亚军成员。但夏克拉布另外两次与IS的人质谈判却不那么成功。

　　在搜寻一名被绑架的受害者时，他遇到一名沙特籍IS成员。此次见面持续了约30分钟。此人很凶，咄咄逼人，还指责夏克拉布是一名亵渎者。深深的敌意吓坏了夏克拉布，他匆忙离开。

　　在此类案件中，IS绑架人质并非为了钱，而是为了宣传并炫耀其势力。

　　最令奥马尔震惊的并非记者们遭到残忍杀害的视频，而是普通叙利亚人如何被极端组织腐蚀，并卷入这个阴暗的世界，让朋友们反目成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