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忆红色高棉:亲见不懂柬语的华侨遭凌迟处死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是的，我的祖国，你的忠诚儿子，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节选自《逐浪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