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纪清楚地了解谷次亨爱吹牛的性格，因此他便经常有目的地奉承谷次亨，和他聊天闲侃。渐渐地，张绍纪摸清了“火曜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和决策内幕。此外，张绍纪还通过特殊途径，陆续刺探到了伪满以及关东军兵员编制、武器装备、秘密军事部署等信息，甚至还搞到了伪满主要城市、要塞、港口设施、机场基地等详细地图。
据说，当东北情报完整、准确地陆续送达延安时，毛主席曾经兴奋地说：“东北并不是铁板一块啊，伪满洲地下工作看来大有可为！”然而当时毛泽东却并不知晓，这些绝密情报竟来自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公子之手！
日本战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张绍纪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张绍纪被混在伪满大臣和高官等汉奸里，一起抓到飞往苏联伯力的飞机上，被关在伯力监狱。作为一名“囚徒”，张绍纪心里十分难受，度日如年，他多次反映申诉，要求立即回国，但苏方管理人员回应说：“这么大的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事情太多了。哪里能有时间专门甄别你一个人？等你们的政府一成立，马上送你回去。”
1950年5月，张绍纪作为第一批被遣返回国的战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被关押在沈阳监狱，让他苦闷不已的是手头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正在这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何种反动会道门？”张绍纪眼睛一亮，机会终于来了，他用笔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填上了“没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恰巧，张绍纪填写的一个证明人此时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并管理着这个监狱。表格交上去了，东北公安部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将他释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张绍纪百感交集，向组织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实，寓意着梦想实现了。
1950年8月，当父亲张景惠随同溥仪等人作为第二批遣返战犯回国时，张梦实已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看守。为了安抚溥仪等人的恐慌情绪，我党和政府特意安排张梦实和溥仪、张景惠等人见面。父子相见，百感交集。1959年1月，张景惠病逝。若干年后，张梦实在档案馆中看到了父亲的自白，其中有一句话写道：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而张梦实在1956年正式入党，担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中西功
在抗战中，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还有着一群特殊的“敌国战友”。在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反法西斯反侵略志士，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反法西斯的战斗，在情报战线上冲锋陷阵。中西功就是这些日本同志的代表。
1910年，中西功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的中西功在19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公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1930 年的日本，全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军国主义氛围，“东亚同文书院”这所学校也是日本豪门近卫家族为训练侵华骨干而建立的特务学校。当时的中西功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在日本质朴善良却受过许多对华歪曲教育的他，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开始时他认为是“支那人”对日本的固有敌意，经过中共地下党员、书院教师王学文的讲解后，再认真了解历史，中西功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
随着不断的学习，中西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日益加深，他抛弃了军国主义的祖国日本，坚定站在了中国人民一边，还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当他发现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来沪参观是为了熟悉侵略战场后，中西功立刻赶印了反战传单加以宣传；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西功又立刻以“撤出侵略战争”为口号组织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包括中西功在内的一大批被强制送上战场的日本学生回国。
在回国的轮船上，中西功遇到了尾崎秀实这个改变他一生的人。那一年，中西功22岁，尾崎秀实31岁。当时，尾崎秀实的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
1934年，中西功进入日本在华最重要间谍机关“满铁”调查部工作。由于中西功深谙中国国情，他于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公室调查处主任。同年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中西功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支那通”从事的却是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这次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色特工”。此后，中西功把日军特务部的绝密资料，如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秘密发往延安。
对于中西功的工作，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曾回忆道，当时日军的重要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则都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1941 年夏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战略动向成为了反法西斯国家关注的焦点。在了解到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后，苏联将大批部队西调，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加重了砝码，而这个情报的获得，中西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1941年10月，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这份非常简单的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从速避往解放区。当时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均已经被日寇逮捕，而日本决策层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具体日期尚未最后拍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西功相信尾崎不会供出自己，又考虑到这一岗位他人难以替代，便以高度责任感，决定冒死也要“向东去”返回东京。经过中西功的努力，他终于获得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确日期，向中共组织作了报告。
1942年5月，日军为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发动了浙赣会战。期间中西功搞到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战场后出走，前往根据地。但在中西功发出日军将发动中途岛海战情报的第二天，他在杭州被“特高课”特务逮捕，被直接押往东京。中西功被捕后，他一度被拷打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但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只坦然承认为了信仰曾向中共提供过情报。
在中西功不幸被逮捕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愤怒地批判中西功，称他的行为“出卖了日本国家利益”。如果说军国主义者对反法西斯战士的愤怒可以理解，但在今天的中国国内，竟然也有个别人附和日本右翼，称中西功和他的同志们是“标准的日奸”。对于这样的声音中西功是如何回应的？
在接受审判时，中西功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将因为侵略战争而万劫不复，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证明了在二战期间，反对侵略战争就是日本最高的国家利益所在。在东京法庭上，中西功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中西功不仅是一个英雄的国际主义者，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把“日奸”的名头按在昭和军阀而是扣在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头上，是一种极为荒谬的观点。
1944秋，日本法庭判处中西功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 ：“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
但幸运的是，死刑并没有马上执行，据说是因为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史》。中西功在书中展示了他极高的知识水平，翔实的资料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十分感兴趣，于是准备让他写完了再处决。谁知中西功越写越多，还点名要求同判死刑的西里龙夫合作撰写。虽然《中国共产党史》直到1945年 8月15日日本投降还是没写完，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却因此亲眼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最终失败，两人也于不久后出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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