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过,中村太太就带着孩子动身回家。他们到家的时候刚过两点半,她立刻打开收音机。然而,让她棘手的是广播里正在播报一条新的警报,她看了一眼孩子们,知道他们特别累,想到过去几个星期去东阅兵广场的次数,但都是白费力气。她不想再来回走一趟,所以决定不去管它,让孩子们在榻榻米上睡好,自己也在三点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空袭警报声在七点把她吵醒。她快速起床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地跑到邻组负责人中本家里,问他该怎么办。他说她应该留在家里,除非拉的是紧急警报——一阵连续的间歇性警报。她回到家,点燃厨房里的炉子,煮上米饭,便坐下来看那天早上的广岛《中国报》。空袭解除警报在八点响起,她放了心。她听到孩子们起床的声音,走过去给他们每人一把花生,因为担心昨晚走累了,就让他们继续躺在榻榻米上。她希望他们可以再睡一会儿,但是隔壁一幢朝南房子里的人开始发出巨大的拆房声。政府也像广岛的所有人一样,认定这个城市很快就会遭到空袭,便开始强调威胁的紧迫性,并警告人们必须完成防火隔离带的拓宽工作。政府希望隔离带和河道可以把空袭引发的火灾控制在起火点。邻居不得不为城市的安全拆除自己的房子。
广岛时间上午8:15,“小男孩”从31000英尺的高空投向广岛市,轰炸机在投弹完毕继续飞了18.5公里后,依然感受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冲击。
中村太太回到厨房,看了一下米饭,开始盯着隔壁的邻居。一开始,邻居发出的噪音让她心烦,不过随后她就几乎同情得落泪了。想到邻居一块块地拆除自己的房子,在这个无法避免破坏的时期,她无法不对他产生同情,但毫无疑问她又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更别说对自身的怜悯。她过得并不容易。美也子刚出生,丈夫伊泽就入了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他的音讯,直到1942年3月5日,她收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电报:伊泽君在新战死。她后来才知道他是在2月15日新加坡沦陷那天死的。他那时已经是一名下士。伊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裁缝,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台三国牌缝纫机。他死后,他的军饷就没了,中村太太拿出缝纫机,自己做起了零活。从那以后,她用做裁缝挣的钱勉强养活着孩子们。
中村太太站着注视邻居,闪光下所有的东西都白得不可思议,她从未见过这样的白色。她并没有注意到邻居家发生了什么,母亲的本能反应让她朝孩子们跑去。她刚跨出一步(她的房子距离爆炸中心1350码,约合0.75英里),就被一股力量提了起来,和房屋碎片一起被抛到了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
她落在地上的时候,碎木板也随之落到她身上。由于被埋在木板下,四周一片黑暗。木板并没有把她埋得很深,她自己爬了出来,听到孩子的哭喊声:“妈妈,救救我!”她看到五岁小女儿美也子胸部以下都被压住了,无法动弹。中村太太疯狂地向她的孩子爬过去,没有看到或听到其他几个孩子的声音。
执行广岛轰炸任务的艾诺拉·盖(Enola Gay)“B-29”型轰炸机,以及机组人员。
摘自《广岛》,作者: 约翰·赫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岛》作者、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赫西应邀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用清晰、冷静的文字,记录了六个普通人的人生经历。魔鬼般的蘑菇云已消失,而人类的战争创伤记忆仍然不时被触痛。值得一提的是,约翰·赫西,1914年生于天津,中文名韩约翰,十岁时随父母返回美国,1939年他被《时代》杂志派往重庆分部,亲历了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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