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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剖析抗战汉奸现象:唯一伪军超侵略军国家(图)

www.sinoca.com 2015-07-13  观察者网


  原文配图:溥仪访日。

  历史“怪胎”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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