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当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逆世界潮流而动,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日本民众趋向全面右倾保守,新军国主义有萌发的土壤气候。战后近70年来,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上下秉持和平主义,视界主要向内,埋头发展经济,从战后凋敝破败的经济很快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日本依据本身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没有充分反省侵略战争的前提下,必然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相应地军事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必备条件。日本经过近70 年发展,不仅经济搞上去了,而且人也换了一两代。如果70年前一个刚懂事的15岁少年,到今年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可以说日本战后的一代两代人,对战争是没有记忆的,他们受到的教育是被原子弹轰炸的悲情,是战争的“受害国”和“受害人”。“和平宪法”一方面是规正日本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对日本来说是一种“非正常国家”的束缚,日本的“爱国主义”者会感到是一种“耻辱”。几十年来,日本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淡化甚至是否认,对慰安妇的全盘否认,对中国人和各国战俘的活体解剖,对中国的细菌战的否认,对遗留在中国各地“化武”销毁的怠慢,对靖国神社中战犯的祭拜,等等这一切战后教育的精耕细作,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果实”就是战后这一两代人对侵略战争的集体失忆,是对国际社会对待日本的“不公正”的委屈,是以“受害国”和“受害人”的身份对原子弹悲情年复一年的回味。日本大多数国民已然右倾保守,这是更加右倾保守的安倍政权上台的社会基础。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和少量民众保持了清醒头脑,深知战后 “和平宪法”规正的和平道路给日本带来政治上、社会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巨大红利,但他们的呼喊已经被淹没在整个社会右倾保守的大潮中。日本萌发新军国主义的气候土壤条件成熟了。
二是美国挟一己之利,为日本松绑,亲手打开了关着军国主义的魔盒。战后近70年,美国从来就没有打算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战后初期,为了包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东京审判和在其它地方的审判都草草收场,4000多名各级战犯很快释放出来。这些军国主义骨干分子相当一部分占据了日本政商界高层,影响甚至左右战后日本的政局,安倍的外祖父、战犯岸信介还就任了日本政府首相。上世纪六十年代至苏联解体前,日本作为美国在东北亚的前进基地,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近一二十年,其主要矛头指向改革开放、发展迅速的中国,尤其是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更加借重日本的力量,有意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不加掩饰地发挥其遏制中国的前进基地作用,加速了日本向新军国主义转化。美国当下一系列的做法,都是在打开虎笼,放虎归山。如明确把我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日本出兵范围由“周边有事”向全球扩展,这意味在全球任何地方,日本只要认为自己受到“威胁”,都可以派兵和动武;日本可以自由出卖军火,这就使日本军火工业可以以军备养军备,减少对国家军费的依赖,自我发展壮大;日本正在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第九条,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样日本自卫队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正规军队,日本也具有了开战权。近日安倍竟敢以未读过“波茨坦公告”有关条款,全盘否定日本在 “二战”的侵略罪行,否认国际社会对“二战”战后国际格局和日本国土范围的认定。如果没有美国默许甚至纵容,日本敢这么放肆大胆地“翻案”吗?美国之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军国主义从魔盒中释放出来,是出自于它长久做世界霸主的考虑,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领导世界100年”。因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实力下降,它眼看着自己难以独力称霸世界,只好让它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打先锋,它自己在背后支持。只有在它盟友无力控制局面时,它才跳到前台,譬如在南海。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中美直接对抗虽然对中国压力很大,但美国自己的压力同样也很大,火候一旦掌握不好,很难全身而退。而在东北亚,只要把日本放出来,就可以牵制中国和俄罗斯,减轻美国在南海方向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压力。虽说美国搬起日本这块石头最终会砸到自己的脚,但当前还是在砸中国和俄罗斯的脚。
三是安倍及日本高层复活军国主义的夙愿使然。日本“二战”后就有一批右翼极端分子,从来不承认“二战”的失败及罪行,从来不承认“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从来不承认“和平宪法”明确的和平道路对日本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只不过在20世纪,这股右翼极端势力只是一小撮,总的讲还处在日本政坛的边缘,对日本的和平发展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使日本上下很不适应,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把握“机遇”,迅速发展壮大,占据了日本政坛中央。他们认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机会到了,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开始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秋后算账”,“反攻倒算”,大开历史倒车,公开宣示上文提到的“三个不承认”。甚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节点上,都毫不隐讳他们的观点和行动。尤其是近期日美重新制订的《日美新防卫指针》,已经把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新军国主义展现在世人面前。还能指望安倍晋三今年夏天能说出“道歉”“侵略”这样的字眼吗?即使他在被逼无奈之下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毫无道歉的诚意,又有多大意思呢?
四是国际上反对新军国主义力量还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二战”战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警惕的、约束的,把灾祸关进了潘多拉魔盒。长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国内被边缘化,在国际上也很难兴风作浪。当下由于美国的放纵,军国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国际社会对其警惕性严重不足,只有中国、俄罗斯、韩国少数近邻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日本在“二战”中侵略的东南亚和南太平岛国,由于战时日本搞的“大东亚共荣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又因为日本的“进入”而驱逐了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有的国家民众甚至有被“解放”了的感觉,对日本并不痛恨;再加上日本几十年来对这些国家施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拉拢,如安倍上台后秉持“价值观外交”很快走访了这些国家,许以巨额援助,分化了国际社会反军国主义力量。
就拿中国国内来说,国家领导人和大多数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始终保持应有的警惕。但战后70年,中国人也换了一两代人了,除个别八十多岁的老年人外都没有亲身感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比较接受政治和战争的娱乐化,“抗日神剧”应运而生,把艰苦卓绝、庄严神圣、决定中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娱乐化,把我中华民族伤亡3600万人得来的胜利视作儿戏,因此也延伸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轻视和忽视,对日本新军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没有应有的警惕。国内舆论圈内“汉奸”、“带路党”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和大V公开力挺日本右翼思潮和为日本叫屈,为军国主义喊魂,还把爱国主义者称作“爱国贼”。这怪不得别人,只怪我们自己没有占领教育阵地和舆论阵地,滋生了新一代的吃外国饭、拿外国基金、帮外国说话,吃里爬外的卖国贼。据有关统计,日本人对中国人反感的占90%以上,而中国人对日本人反感的只占30%左右;去年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同比增长83%,而日本人到中国旅游连续四年下降,同比下降了7%。韩国民间倡行的“身土不二”,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只要是韩国的就是最好的。有点像前苏联人,只要是苏联的,就是最好的。而中国人有多少抱着“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最好的”?一些人失去理智地打砸日本产品,而另一些人却连马桶盖都要从日本买回来。这些现象难道不让人深思吗?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针对一部分中国人还对 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发出了震耳发聩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警号。说有些人“对美国存着幻想,……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讲平等,讲互利”。毛泽东还说,帝国主义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目前针对日本新军国主义魔盒的开启,又到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时刻。国内上下、官方民间要统一认识,统一意志。思想上,要高度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新的表现形式,不要被“积极”和平主义蒙住了双眼,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从它形成的那一天起,“诚信”二字就不在它的字典里。舆论上,要清理网络,纠正把抗日战争殊死斗争娱乐化的倾向,严厉打击汉奸卖国言论,揭露这些人的底子,防止这些人与日本军国主义内外呼应。斗争策略上,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理有节,帮助人民透过现象看清新军国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对我国造成的威胁。教育上,要大力宣传抗日战争70周年伟大胜利,教育青少年,抗战胜利来之不易,胜利成果不能轻易放弃,青年一代担负反对日本新军国主义、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在对日交往方面,与日本国内和平健康力量相呼应,帮助日本民众逐步纠正右倾倾向,使和平健康力量重新壮大,形成对新军国主义的强大压力和有力制约。这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有耐心、恒心和信心。近期习近平主席接见了3000日本各界人士访华团,并作重要讲话,就是亲自在做工作。另一方面,对日本当政的右翼保守势力不能有丝毫幻想,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国际上的反对和约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走下去,甚至敢于玩火,直到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或者被本国觉悟了的国民选下去。这也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斗争,要有持久战的准备。再一方面,联合国际上一切反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主要是与日本为邻的俄罗斯、韩国的力量,把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封堵在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日本本土。
鉴于日本本土狭小,没有更多的战略纵深,资源匮乏,主要依靠海洋获取资源,利用海洋调运能源,这是它在战略上的先天缺陷。在现代地缘条件下,窒息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力,比“二战”及其战前战后容易得多。这一点也请安倍要充分考虑,一旦战端重开,就不是什么钓鱼岛、南千岛群岛、独岛的争议了。安倍晋三,你应该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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