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我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什么
红军发动的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一个多旅。蒋介石从胡部的失利中改变了态度,又伸出了橄榄枝,指示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原先只允红军三千人,现在可以保留到三万人,不是编遣,而是改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亲率众多军政要员飞赴西安,要倾其全力把红军赶到外蒙边境。他在日记中写道:“欲使匪渡河北窜,则非余进驻西安不可!盖形成紧张,增进局势,匪自不敢久踞矣。”这样,“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
蒋介石虽将红军人数扩大了十倍,可却附加了苛刻的约束条件,苏区和红军必须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更否认中共与其谈判的平等,仍然摆出一副招安的态势。中共中央在接受潘汉年的来电后,立即回电:谈判显然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作者注)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之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此时距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就两天的时间。西安事变的爆发,突然中止了蒋介石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他所希望的把红军赶往外蒙边境的设想,再也不能实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公开结盟,使原本处于逆势的红军有了明显的转机。气势汹汹的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了阶下囚。一切都来得那么的突然,那么的出乎意料。几乎是在事变的第一时间,张学良给中共中央拍去电报,要求参与事变的善后,中共中央立即派周恩来等来西安协商。
蒋介石被扣,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帮人,别有用心地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兴兵讨伐,西安和南京一时形成军事对峙。更令中共中央感到为难的是,苏共和共产国际都公开指责张学良,而且措词极不恰当。中共中央这时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事变后六日,延安还是一片“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的声音,这时就不得不放弃这种宣传,公开以第三者的身份,尽力做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工作。周恩来于事变后的第五天到达西安。蒋介石的姻弟宋子文也来西安善后。
经张学良安排,宋子文与周恩来于23日会谈,没想到会谈取得意料不到的结果。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条件,其中首要的是:“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关于红军,则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据张学良转告,蒋介石同意停战,“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联红容共,蒋主张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周恩来与宋子文的会谈,引起蒋介石的兴趣,25日上午,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蒋、周会晤的当事人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意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当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西安飞往洛阳再到南京。国民党代表张冲代表蒋介石对中共作了三点确认,其中就有:红军驻地“延川、延长、肤施、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回应,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告之需向蒋介石表明:“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反对之。”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让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这样的意愿: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再“剿共”,并保证红军的最低限度之供养等。蒋介石倒也同意了上述的意愿,于1937年1月31日电告顾祝同: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年给20万至 30万的经费。两党联合抗日,红军可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朱德、彭德怀:立即自动改编向全国公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为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明确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此政治保证的前提下,周恩来向张冲就红军改编,正式提出意见,红军应改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以组成一路军,照中央军待遇,如果迟缓改编,每月对红军的接济至少百万。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了东北军、十七路军问题后,以为红军问题已有章可循。他仍不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位置,甚至认为红军不是改编而是投降。至于红军改编为一路军的意见,断然被他拒绝。他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今则时移情迁,……中央准编其为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
蒋介石料到中共不会接受这个数字,2月27日,张冲又带来蒋介石的新意见,红军可改编为三师九团。此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大概有六七万之数,除却失利的西路军,也有四万多人,如果接近这个数字,多少还是可以接受。3月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指出:“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周恩来与张冲交涉谈判,并达成这样的协议:“(一)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并设某路军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为统帅四个师的某路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五)原有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结束;(六)原有红军的医院、学校保留;(七)编余老弱病残由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八)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
红军改编后的建制和人数,双方一直在磋商谈判之中,很难最后决定,而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蒋介石所孜孜以求的是要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这在他的日记中暴露无遗,“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深得其要领的贺衷寒,竟然对会谈形成的、并将送达蒋介石最后决定的草案,擅自作了重大改动。
这些改动是: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改编后的红军定员,被裁减为三个师,二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这些改动不仅使周恩来深感不满,就是张冲也觉得这个草案对中共太苛刻。
中共对此迅速作出反应,3月1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指示避开顾、贺,直接去南京或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就此定出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军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人,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并且声明:“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等发布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蒋介石此时也急于要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所以立即电约周恩来面谈。3月和6月,周恩来在杭州和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对周恩来交谈所坚持的中共几项原 则,其中尤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等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十分爽快地说:这些小节不成问题。他所反复向周恩来讲的是“要求共党改正组织,决定政策,并承认谁为领导者”。6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与周恩来会谈后,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帅,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民抗战的兴起,蒋介石本应顺应抗战大局,降低与中共的谈判条件,以便红军早早完成改编,奔赴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就是不让设立总指挥部,以取消中共对改编后的红军的领导。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对此表示出最为坚决的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他们主张,不论蒋介石同意与否,我们“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
战事的发展已由不得蒋介石,8月18日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根据国共谈判协议,发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根据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115、120、129三个师,将近五万人。10月,中共领导的南方8省11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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