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勇敢的改革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军事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斩断利益的藩篱，军队改革才能成功。
鲁迅先生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军队改革常常用血与火写成。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平静被汹涌的变革巨浪打破，思想从争鸣的旷野走向变革的庙堂。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族。历史的中国呈现出少有的变革壮观。商鞅是冒险犯难，尝白刃，拼头颅颈血，最终车裂而亡。但商鞅刀尖上滚出来的心胸气质，涵养浇灌了秦人刚烈无比的血性，也塑造了改革的精神。
改革对利益的触动，不逊于流血的战斗。不触及深层次利益的改革只能是历史的闹剧。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中指出的那样，军事改革重点应是推动军事组织体制的发展，不能只讨论改革“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而忽视军队武器装备体制和训练体制的发展，否则就无法使德国军事组织体制适应当时军事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近现代历史上，旧中国军队曾经频繁地进行过改革，但总是走不出因利益而朽腐衰亡的宿命。中国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欠缺能力去追逐外部世界汹涌澎湃的变革潮流，而是朽腐的速度远超过变革创新的成果。近代西方军队胜负决战在战场，旧中国军队尚未走向战场就已死亡。
顽固维护既得利益，是腐败、衰败不可遏止的根源，也是改革难以深化，最终夭折的根源。
近代中国军队，屡次上演30年衰败期的现象，其深层缘由之一,就是军中封建利益集团割据冲突的结果。从1852年湘军兴起于曾国藩“团练”，到 1882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湘军衰落;从1862年李鸿章创办淮军，到1894年甲午战争淮军溃败;从1866年清政府开设水师学堂和造船厂迈出建立近代海军第一步，到1895年北洋海军彻底覆没;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创办“新军”，到1926年新军派生出的军阀悉数被歼;从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到1949年国民党溃退，其间大体都经历了30年左右由盛到衰的演变。
“兵魂销尽国魂空”。一支权钱交易泛滥的军队，怎肯用刺刀和鲜血去争取并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1936年7月，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等数十人来到陕西保安。彼时，这些赫赫有名的战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红大学员”，他们暂别硝烟弥漫的战场，捧起课本，走进窑洞。蒋介石给这些学员们开出的悬赏价码，总数超过200万银元，但这些学员拥有的全部家当，没有超过200个银元。
战争的较量来自对手，改革的阻力出自内部。改革中，如果不考虑局部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当牵涉到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就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不突破部门利益藩篱的结果，最终是失败。
走出近代中国军队改革屡屡失败的怪圈，必须敢于对权力圈、利益圈、腐败圈亮剑，为改革创造风清气正的环境。一切遮挡变革创新阳光的既得利益都必须斩断。
推进军队改革，必然是面向新时代展开的“铁腕事业”。当年邓小平面对军队改革阻力，毅然决然地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这一次。”
“铁腕事业”需要史无前例的勇气、意志和智慧，需要一种从上到下的担当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在治国理政与治军强军中迎险破难，奋勇担当，谋定而动，挥斥方遒，国内发展改革展现新貌。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前进的路上并不平坦。就军队而言，一些长期积累和新产生的矛盾问题交织而发，影响和制约着强军的步伐和进程。面对这些难题，习主席把军队改革放在世界军事博弈的大棋局中思考，纳入国家改革的大战略中筹划，以大无畏的勇气和担当精神，亲自组织对军队现行的领导管理体制、组织机构编制、作战指挥模式等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科学论证，按照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进行设计，推动军队建设战略性转型，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有勇气首先要敢讲真话。真正的军人不怕在战场上丢掉头颅，但最怕在失去真相的黑暗里铸成无谓流血的历史悲凉。
革命战争年代，“善打神仙仗”的粟裕，在很多时候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但后来证明粟裕都对了。苏中“七战七捷”是这样，淮海战役更是这样。粟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心里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大胆提出来。为了革命事业不怕误解、不计得失，这本身就是一种胸怀。粟裕胸怀很大，毛泽东胸怀更大。毛泽东几乎全部采纳了粟裕的不同意见，才使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大大提前。相反，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少有听真话的雅量，官员少有讲真话的勇气。直至1949年，在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前，李宗仁才敢对蒋介石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
清末以来“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激荡，仍然没有过去。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三峡之中，风光无限与险滩暗流同时展现。习主席深刻指出：“世界新军事革命给我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这需要我们每个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魄力斩断利益藩篱，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意志推动军事变革。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4、科学的选才机制
选才机制是思想文化的结晶体现。破除封建腐败的用人潜规则，是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军事精英的关键。
甲午之败，既败于军事，又败于政事，更败于人事。军事、政事，关键和要害的是人事。
宋高宗问岳飞：“怎么才能做到社稷安定?”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而甲午时期，文恬武嬉，贪腐成风，必败无疑。
战争，是敌对国家之间最高形式的较量，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这意味着战争是最需要精英，也最催生精英的事业。
新型战争需要高效精干的新型军队，新型军队需要以高素质军事人才为支撑。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和程度与军官队伍素质密切相关。人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军事变革需要优秀的军人来担当，最终也体现在塑造什么样的军人上面。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高级指挥员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着战争成败、国家安危。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注重人才培养、发现和使用的历史。
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主席的自信，不是说我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而是在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备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赢得了人才高地的优势。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都是优秀的将帅之才。建国前，这批高级指挥员为我们党赢得了解放战争胜利。建国后，从抗美援朝战争到几次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批人又是我们赢得胜利的中流砥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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