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反“围剿”得以突围长征 多亏谁的秘密情报?

　　1942年莫雄出任“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黄桐华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莫雄很信任他，大小事都交黄桐华负责。黄桐华用莫雄的名义及印信发展革命力量，营救革命同志，进行反蒋抗日活动。

　　在此期间，莫雄为中共广东省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将当时敌伪活动的情报提供给云广英转省委，莫雄又把他保安司令部和专署的空白通行证，供应给云广英转交省委使用，以掩护我地下党员，便于行动和工作。莫雄还给中共广东省委枪支弹药，支持我地下武装活动。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经费，莫雄在家乡开设了“义和店”，安排地下党员任店经理，该店成为北江特委的交通站，并为中共北江特委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莫雄与中共粤北省委合作，历时两年半，多次受到中共粤北省委的好评。1944年广东将领余汉谋电告莫雄，要抓捕黄桐华等4名共产党员（当时只是怀疑，尚未暴露身份），莫雄用头颅作担保，使黄桐华等人仍在莫部安全留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先后任县长、专员、“清剿”司令，这期间北江地区的游击队十分活跃。莫雄安排好友刘强（共产党员）任少校参谋，刘强借此职位，同北江游击队联系，秘密把情报送到地下党手中。莫雄还通过刘强将大量弹药、物资秘密送到游击区，莫雄还购买了3000双胶鞋送给游击队。1948年，莫雄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这期间他秘密把情报、弹药、通行证、药品等物资送给游击队，还设法营救了被捕的5位共产党员。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莫雄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广州卫戍司令、军统特务头子李及兰下令逮捕枪杀莫雄，莫雄得到消息后，设法潜逃到香港。

　　项与年改名梁明德

　　项与年将绝密情报交给党中央后，很快参加长征，加入长征先遣侦察队，又名副其实地成为对敌斗争的尖兵；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蒋介石对苏区红军悄然突围、突然转移极为恼火，紧急指挥部队迅速围追、堵截。

　　为粉碎其新图谋，中央特科决定调项与年回上海，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沿线，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威胁江西之敌的后勤补给线，以牵制其作战行动。

　　接受中央特科的指令，项与年火速赶回上海，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16岁的儿子项德崇，第二天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前往南京。项与年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只承认是受骗的同路人，逐步骗得敌人的信任，看管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管所，找到了地下党。然后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继而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事后，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这时候，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往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同做秘密工作，也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这样，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的传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梁明德。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分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多年南征北战，他不知道妻子王村玉被捕入狱后流落他乡，也不知女儿随妻入狱身染重病早已离世。儿子项德崇是唯一的幸存者。他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项南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革命干部。

　　1949年全国解放后，项与年才听说儿子长大成人后参加革命，在安徽省团机关当干部。

　　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

　　曾希圣极为重视，一次省里开会，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下谈话，嘱其代老战友在团干部中查找一位姓梁的青年。曾希圣与项南谈话间，发觉项南小时候住在上海永安，还说记得有个大胡子叔叔常到他家，还带他逛大世界、看哈哈镜哩!曾希圣终于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为准确起见，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项南定睛一看，大声叫道：“胡子叔叔。”

　　事后，项南立即与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的父亲梁明德沟通联系。

　　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团代会，梁明德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但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又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投身工作。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功臣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叶剑英去信香港，把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杀的莫雄从香港请回来参加工作。叶剑英向这位当年的粤军同袍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叶剑英南下之前曾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

　　11月，叶剑英委任莫雄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

　　土改时，有人要枪毙莫雄，幸亏有人及时找陶铸反映了实情，莫雄才得保全。

　　1956年国庆节，离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文章，被远在辽宁的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项与年看到，他马上打电话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获肯定答复后，项与年欢喜若狂，马上给自己的老上司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李克农大喜，吩咐项与年立即到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项与年赶往广州，还亲自领莫雄找到陶铸，当面证实了莫雄在江西的那段光荣历史。

　　毛泽东没有忘记莫雄、项与年的功绩，称赞他们功绩巨大。1956年叶剑英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莫雄身心遭严重摧残，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落实政策。1979年6月，莫雄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项与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残酷迫害，患上中风失语症。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获得平反昭雪。1978年10月，患严重肺炎，医治无效病逝。为了悼念项与年这位历史功臣，表达人们对其尊敬和思念之情， 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后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第二书记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上，许多人都不知道梁明德与项南是父子关系，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不知内情，曾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的?”当项南说明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

　　习仲勋同项与年在20世纪30年代结成患难之交，40年代在陕西工作两人又是亲密战友。

　　得悉老战友病逝家乡后，习仲勋亲自执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送到邮局发往辽宁省委。18年后，他又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

　　“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交的同志”。“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很少知道项与年（梁明德）这个名字及其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