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边调查边研究，很快形成了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经过短短4个月的努力，就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训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又组建了华东、东北地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中国装甲兵初具雏形。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年轻的坦克部队迅速成长，在抗美援朝中初试牛刀，打出了国威。许光达兴奋地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由于实际战斗，为步兵开路，显示了战车的威力，相当地打击了敌坦克，减少了对我步兵的威胁。战车上的炮射击远，又准确，破坏和压制了敌炮火。我之战车比较优越，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步、炮兵的称赞。”
志愿军司令部在一份通报中也赞扬说：“凡有我坦克之地区，敌坦克不敢随便向我侧后迂回，给我作战以极大的便利。”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确。他常说：“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冶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用手中的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 他尤其重视干部的业务水平。他认为缺乏一定知识的干部不可能训练出一个高水平的坚强部认。装甲兵一组建，许光达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提倡干部的在职学习。他指示装甲兵各领导机关要建立“军官日”学习制度，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条件。
一次，许光达和苏联顾问到徐州，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做想定作业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乌龟。苏联顾问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说：“这像一群爬行动物。”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被打瞎的情况下，仍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国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也不怕的硬汉子，现在却因文化低受到难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送他去院校深造，嘱他迎头赶上。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中的“技术”，自然也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全被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在此时，我国的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远见卓识深感敬佩。
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典，许光达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许光达心里充满了自豪。
许光达的确是我军中既富有实战经验，又有相当高理论水平的将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在陆军机械化、训练、人才的培养、政治工作及作战运用等方面，都形成了系统理论，揭示了装甲兵建设的基本规律。这样高水平的将军在我军中并不多见。
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许光达深感不安，他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毛泽东欣慰不已，扬着许的申请书大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1955年，是一个让军人们激动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中央军委将根据将军们的贡献，授予他们相应的军衔。这是对将军们以往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所取得功勋的肯定。所以此事一开始，便备受人们的关注。
许光达堪称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人物，对革命曾立下卓著功勋。尤其在我国装甲兵部队的组建和发展上，立下汗马功劳。当时中央军委考虑到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内定他为大将军衔。
1955年，在国防部举行的“八一”招待会上，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出席了宴会，许光达也出席了。在宴会上，贺龙走到许光达面前，压低声音说：“给你透个气，军委给你定了四颗豆。”
“大将？”许光达惊愕地望着贺老总：“授我大将？……高了！太高了！”
“高啥子嘛！这是针对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低也不高。”
许光达不吱声了，但心里一直放不下。
宴会结束时，许光达主动找到贺龙：“老总，我正式向你请求，降低我的衔级，这样我才能心安一些。组织上也该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嘛！”
“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你听从军委的决定吧！”
“老总，我是认真的、诚恳的。”
“你呀……”贺龙在许光达的手臂上深情地拍了一下，转身上了车。
宴会结束后，许光达的心情始终很沉闷，他对妻子说：“太高了！”，“这几十年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都在我身边牺牲了。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哪有我许光达的今天。想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有的同志连一堆土包包也找不着，我却领受这么重的荣誉，心里实在愧得慌……”
经过三天的闭门思考，许光达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郑重地递上了一份“降衔申请书”：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得不停的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
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