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中南海，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
“党内革命”， 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毒品开禁，利益击败理想
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未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及脱产干部2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缅共领导人多年间习惯于住茅屋、穿草鞋，身无私物，中央级领导才配一台中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以了解新闻，便以自身榜样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在中国深受传统教育的德钦巴登顶主席坚决反对，认为影响既坏又会腐蚀队伍。但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各军区见部队仅能吃盐水泡饭，决定自筹经费，不择手段“创收”，德钦巴登顶主席最后只好妥协。
缅东北山区中的特产有柚木和宝石，当地人却缺乏销售经验和渠道，只有对鸦片最为熟悉。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其外销方式是将老百姓种植的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送。当时缅共只允许加工“黄砒”，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二是“黄砒”不能直接吸食，当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便能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目的。
缅共中央的这番考虑用心不可谓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由贩黄砒发展为直场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缅共后期，“人民军”的主力已是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部队和鲍友祥(佤族)指挥的中部军区。他们长期感到“大缅族主义”压制排挤其他民族干部，对中央严重不满，最后发展到对抗地步。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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