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日本通过部署和使用部队使美国及早干涉冲突的机会最大化,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因此,“在正常条件下,日本决策层会想方设法挑衅中国采取过激行为,逼迫美国干涉其中”。而当中日小规模冲突业已发生时,“日本的战略可能是刺激美国采取强力回应行动,使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中止暴力行动或以相互付出昂贵代价的方式升级冲突”。但与此同时,日本又担心“出现一份非官方的中美谅解协定,主要是避免(中美)两国直接冲突,不再将日本作为共同的问题”。
针对美国的介入,文章认为,“北京始终希望美国会限制日本这个美在亚洲最大的盟国,而不是扩大这个盟国的能力来平衡中国的实力”,但如果中国“意识到东京正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在东中国海行事,这或许会促使北京对日本发动一场小规模冲突,以迫使美国退让。同时,美国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或许会刺激中国更快地升级对日本使用的武力”,以坚守“要给日本一个教训”的“承诺”。
四、会引发中美核大战吗?
鉴于“日本在东中国海拥有比想象中更强大的海上战场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严重依赖于日本的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和水下系统,以及相关的海岸站点”,文章认为,“如果中国担心与日本可能爆发一场大规模冲突,那么中国将有理由在冲突早期就对这些系统实施打击,以弥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自卫队间的能力差距”,然而,“日本自卫队部分用于监视中国军队的设施内部署有美日联合系统”,因此,尽管“北京选择的打击目标可能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最不可能导致美国参与冲突的目标”,“但中国想要在不刺激美国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完成上述攻击将是十分困难的”。换言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旨在敲掉日本C4ISR设施的攻击似乎可能摧毁水下监听系统及美海军掌握战场空间的能力,而这会使美国更有可能在冲突早期进行军事干涉”。
同样地,“中国很清楚其所属 C4ISR系统会成为对方早期攻击的目标”。对此,两位学者认为,“如果中国遭受,或仅仅是害怕遭受一次针对其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巨大攻击”,那么,“北京因担忧其维持核系统指挥控制的能力会在常规冲突中遭到破坏,而以此作为不当的动机去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进一步地,“在冲突越过核门槛后”,“部署相对集中、航程有限的中国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及其相关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会成为对美国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一场亚洲核战将难以控制”。
五、控制冲突升级的“症结”在哪里?
尽管两位学者认为,“在没有中日指挥链最高层的决策和政治领导层的直接参与下,双方似乎都不可能采取引发冲突升级的举动”,但控制冲突升级的“症结”依然。 “第一个难题是中日之间缺乏一种强有力的高级别联络模式,特别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不仅如此,“日本和中国也缺乏紧急通信机制,可使双方武装部队在突发严重海上危机事件时降低产生误解的几率”;另一个难题是“缺乏一个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危险的协定”。日本“认为与中国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争议” 的立场和中国 “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的态度都“缩小了有效合作的范围”。因此,借鉴冷战期间美苏交往的经验,签署“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危险的协定”有助于双方建立“某种敌对‘伙伴关系’”,以扭转“两国都把对方当作了敌人”而时常武力威胁对方的危险局面。
而正是由于这两个尚未消除的“症结”或难题,“在响起第一轮枪声后”,领导层协调停火的能力将被削弱,不仅如此,由于“两国领导层之间缺少信任还将带来猜疑”,甚至会“认为任何(对方提出的)稳定局势的建议都是诡计”。此外,“两国间缺少公认的非正式(危机处置)传统惯例,也不顾及管理惯例(的示范作用),这种状态也将阻碍政治控制(冲突)升级”。
文章认为,“鲜有迹象表明中日两个邻国已注意到他们需要从危险的悬崖边缘后退”。基于此,两位学者指出,一旦中日爆发冲突,“在两国有机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前,(冲突升级)也可能转而脱离控制。随之而来的美国介入冲突,可能导致亚洲有核国家第一次爆发惨烈的战争”。这或许是罗伯特·艾森和丹斯摩恩·贝尔对文章标题“中日战争是否可控”答案的委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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