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交集
舞台上“又红又专”的娘子军们，并不代表真实的人生，她们中因为曾经被国民党俘虏或是嫁“错”了人，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反革命、特务的案例并不少见。
厄运早在1949年后的土改、镇反运动中就陆续降临到一些人头上。
二连连长黄墩英与国民政府区长李昌厥结婚后，主动动员他辞去公职，到一所中学当国文教师。但这并未洗白他之前的政治派别，1951年土改时，李昌厥被共产党处决。此后，黄墩英顶着“地主婆”、“叛徒”的帽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典型。
除了各种阶级帽子，黄墩英还有一件需要交代的事是“藏匿黑枪”，因为抓获她丈夫的时候没有搜到枪，认为是被她藏起来了，留着以后“报复无产阶级”。背负着这些“罪行”，黄墩英成了“文革”时“最危险的人物”，被游街、拷打，度日如年。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牵连。
与黄墩英经历相仿的王时香的命运也不难想象。绝望的时候，王时香企图自杀以逃避现实带给她的苦痛，被她大儿子及时发现救下。
由于和王时香是战友又是邻居，且一同坐过牢，庞学莲也被戴高帽游街，理由很简单：国民党为什么会放她们出来？王时香嫁给国民党，庞学莲为什么不阻拦、不揭发？
冯增敏在1949年后历任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刘文韶的报告文学一度让她成了名人。1960年，她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她，授予她自动步枪一支、子弹100发、学习笔记簿3本。
不过这种荣耀并不意味她就能够获得政治豁免。“文革”开始后，她的历史问题引起了别人的怀疑，特别是在她当年的狱友们一个一个都被批斗的情况下，作为这些人曾经的连长，冯增敏没有理由能跟她们划清界限。
被打倒的冯增敏先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被遣送回家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11月，她因胃穿孔加阑尾炎病发去世。死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中原“五七厂”被人监视着“哐当哐当”地打铁。
庞启江和不少娘子军战士都是同村甚至同姓，因此对她们中一些人的身世和经历相当熟稔。他还不惜自曝曾是一名红卫兵，参与过对个别娘子军战士的批斗。后来真正读懂了这段历史后，庞启江决定为她们中的蒙冤者正名并修补军史中的遗阙。
2000年开始，庞启江专门配置了一套采访设备，四处寻访健在或已离世的娘子军战士及她们的家属。
14年间，他一共采集了70余名娘子军战士的生前档案，并写成了刚刚付梓出版的《红色娘子军传》一书。在这本书里，能看到更多娘子军后来的不幸遭遇，比如战士黄胜容、蔡亲民等，一样承受着“嫁错夫”给她们带来的麻烦。
在娘子军原型们一个个被打倒时，娘子军的扮演者之一白淑湘也难逃厄运。受家庭出身影响，各方面都表现优异的白淑湘被揭发为“反革命”。
对政治不敏感的艺术家天性，使得她的言行处处都被挑刺儿。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看完她们的演出后，上台与她们合影。大家都拥着向前跟毛泽东握手，白淑湘因为记着之前被交代“要保持秩序”，而落在了人群后面，结果被指对毛泽东不热情。
后来在刊发的一张照片上，大家都在笑，唯独白淑湘紧闭嘴巴，离毛泽东稍远，这也成了一条罪名，说她眼睛里带着阶级仇恨，想起了被镇压的父亲。
白淑湘有口难辩。一旦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1965年，26岁的白淑湘被禁止演出。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迎接白淑湘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和各种脏话累活。1969年，她被送到北京小汤山的干校劳动改造。
插秧、割麦子、养猪、养马、半夜起来拿大铡刀铡草、挑大粪、挖河泥……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农活的白淑湘什么都干过，中间还时常被拉出去挨斗。白淑湘自嘲好在练过功，“坐喷气式”时被按着头，弯着腰，一站好几个钟头，她都挺过来了，但内心的伤痛很难弥补。
接受劳动改造的日子里，白淑湘把自己的化妆箱和芭蕾舞鞋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没想到在一次搜查中成了罪证，“说你还想着回到舞台上跳呢”。
“在我最倒霉时，连男朋友也不相信我。我被劳改，他也同样被戴上了帽子下来改造，可他却自以为比我红一些，也来批判我。于是，我们就分手了，我当时痛苦得麻木了。”多年后，白淑湘向媒体回忆。
白淑湘的遭遇只是娘子军艺术形象创作群体在“文革”中的普通一例。
电影《红色娘子军》主唱张启秀在被打为“反革命”接受劳动改造时，亲眼目睹自己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孩子被狗从土里刨出来拖到家门口撕扯。
编剧梁信曾在采访中表示，“文革”时他收到过被打倒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的求助信，因为无法提供帮助，这成了他至今未能抹去的隐痛—他连自保都不能，遑论保护别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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