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20万吨巨船坐镇美济礁 军队或出手配合(图)

　　在海洋专家看来，中国不仅应有自己毗邻海洋的主权，在海洋公共财产上更应有一席之地，而后者往往被看作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什么我们只能是海洋大国，而不是海洋强国？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不够、缺少海洋势力，无疑是根本原因——这一点，在此次对于甲午战争的反思中，国内学者已有共识。对海洋控制力的进一步分析，则将矛头指向海洋装备。

　　“我们现在最先进的调查船、实验室，只要百万元以上的设备几乎都是国外的。”李乃胜说，无论从国防到科技到产业，海上装备的国产化依然是瓶颈。

　　此外，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海洋环境压力，在发展海洋产业方面缺少关键技术支持。受技术装备限制，我国对包括深海油气在内的海洋资源，在探测方面已取得许多突破，但开采能力依然有限。

　　“国家海洋局及其下属的中国大洋协会正在东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争夺3个矿区，其重要意义在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在海洋公共资源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李乃胜强调说。

　　反思当下：海洋观不立民族无法崛起

　　从15世纪海洋技术兴起到20世纪海洋技术革命，从《斯皮茨卑尔根群岛条约》到《伊鲁丽萨特宣言》，从1994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如今的北极航道，随着一轮轮蓝色圈地浪潮的兴起，海洋在逐步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海洋是整个中华民族外争资源的一个关键点，不通过海洋获取资源，没有一个全球资源支撑，是不足以实现‘强国梦’这样的宏大目标的。”上海海洋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方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今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雅典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首次公开阐述中国的海洋观，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海洋”。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了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

　　“‘和平、和谐、合作’六个字的提出非常关键，‘一带一路’的建设也非常重要。”马勇认为，中国应该与世界合作，建立和平、和谐的海洋环境，以互利共荣的心态，从原来的近海防御姿态中走出去。

　　李乃胜则指出，我国“正站在海洋工业文明的起跑线上”。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于海洋，战略资源的获取也在于海洋，“我们必须学会从海洋中获取食物，获取资源，获取空间”。

　　“发展成海洋强国的意义，就在于把我们的海洋主题从海洋商业文明转向海洋工业文明。”李乃胜强调说。

　　拓展未来：经略海洋须建产业舰队

　　距离海南三亚1000多公里的美济礁隶属南沙，是我国南海最南端的重要渔业基地之一。目前，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渔民通过开展深水网箱养殖在当地扎下根。然而，由于岛礁距离大陆十分遥远，日常生产、生活物资的保障供给依然是最主要的难题之一。

　　“那里属于我国的深远海热带水域，自然条件优越、海产资源丰富，已有我们的科技人员、移民，还有公司在那里做资源开发工作，完全有可能推广现代化的大型网箱等设施化养殖。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经支持，再加强一些安保工作，那么发展深远海渔业生产和伸张海权，就将变成现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雷霁霖说。

　　“不能只把家门守好，而忽视了深海资源的获取。”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以工业化理念为指导，构筑“养鱼工船（可移动式养殖平台）”是雷霁霖的多年梦想。这种工船自身可进行工厂化养殖，也可以驻守南海实施放牧式的人工或半人工渔场管理。

　　雷霁霖介绍说，我国第一艘养鱼工船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中，首期设计工作已基本完成。按照计划，他们将采购一条10万～20万吨级的旧油轮，经过改装后即可投入使用。这种大型养鱼工船集养鱼、加工、仓储、海上服务于一体，可保证长期运行于深远海，建成后既可以驻守岛礁区、管护海域，还可以作为海上锚地，对远洋渔船实施接驳、加工、转运、救助和生活物资的供应，酷似一座可移动式海上生产基地。

　　雷霁霖同时表示，这种工业化养鱼工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这样一条工船就像建一支生产舰队”，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目前的初步想法是把美济礁作为第一个试点，如果运行良好，就可以向其他岛礁区或海域进行推广。

　　“古有囤田戍边，今有囤渔戍边。”雷霁霖告诉记者，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不妨从“囤渔戍边”上寻求突破，海洋水产、远洋捕捞应该同开发海洋油气、矿产资源一样重要。当前迫切需要打造一支生产形态的舰队，并付诸实施。

　　“如果不远的将来能真正形成一支民间生产舰队，加上军队配合、政府支持，我们的海洋大国声望就一定会得到大幅提升。”雷霁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