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情报机关从文革时期开始意识渗透
中国政府对于政治敏感事件一般都非常低调，因此很多时候都缺乏可靠的权威信息和结论。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的一些军官叛国案件，即使社会上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也不会得到官方回应。反倒是台湾在90年代末以来由于政治体系的分裂、倾轧，情报机关组织纪律涣散人心不稳。不少情报人员——比如策反刘连昆的庞家钧等，公开撰稿出书曝光自己的工作生涯，提供了很多可供参考的说法。
台湾从未中断过对大陆的意识形态渗透工作，包括文革时期。从1975年开始，台湾情报机关一直意图挑拨共产党内部斗争，制造分裂割据局面。而1976年四人帮被整肃以后，这一计划的重心又被调整为挑动四人帮残余分子的反抗，以及煽动年轻人的反党心理。
这一期间台湾情报机关冒用国内一些机关、组织的名义，在大陆散发、宣传了很多政论文章；包括“殷周计划”系列、“渭水计划”系列、“经始计划”系列等。比如“殷周五号”计划是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名义，撰写并散发了《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走右倾投降路线》；而“殷周九号”计划则是以著名的“梁效”（谐音“两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名义撰写散发《向复辟倒退的黑帮开火》。
改革开放后 台情报机关与民运组织结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流难度大幅减少，台湾情报机关的意识形态渗透不再仅仅局限于印制、散发政治宣传册子，而是直接较大规模的参与进了国内的政治运动。从1982年留学生王炳章在纽约发起“中国之春”组织伊始，民运组织就已经和台湾情报机关深度合流。后者的“移山项目”、“文正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昆仑项目”，实际上也正是民运活动从海外兴起、向大陆内转移、高速发展和走向没落等不同阶段的重要时代写照。
军队是社会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影响社会风气又被社会风气所影响。当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极不稳定时，也必然会对军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隐患到九十年代以后并未自动消弭。相反它还诱发了90年代——或者说从建国至今以来，中国影响最恶劣的间谍案，即邵正宗、刘连昆案；涉案者军衔最高、性质最为恶劣、造成后果最为严重。
该案在台湾军事情报局被冠以“少康专案”的代号。其中“少康一号”指邵正宗，沈阳人，军衔大校，曾任总后勤部军械工厂管理局长。“少康二号”指刘连昆，齐齐哈尔人，军衔少将，曾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长。及至1999年案发、此两人被捕时，“少康三号”已经提出，但人选并未真正确定。
邵正宗，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某处处长，大校军衔，是台军情局策反刘连昆案中的核心人物。图为邵正宗。
邵正宗成为刘连昆案的核心人物
邵正宗叛变的主要动机是他从80年代末起就一直试图叛逃到国外定居，而金钱则是一个次要因素。为此邵正宗在1989年主动通过台商张志鹏联系了台湾军情局的退伍上校陈兴衡，向当时台湾军事情报局的局长殷宗文表达了叛变意愿；并计划在次年2月末出国访问欧美考察的返回过程中，借道香港叛逃到台湾。
1990年3月末，台湾参谋本部总长陈燊龄指示时任台湾军情局第六处（负责策反对方人员、以及反间谍活动）副处长的翁衍庆到香港与邵正宗接头会晤。在几经讨价还价以后，台湾军情局要求其继续留在大陆潜伏工作数年。为了获得台湾军情局对其叛逃的帮助和巨额金钱，邵正宗不仅出卖大量敏感的重要情报，而且还答应协助策反解放军中的中上层军官以及各军事工业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
在邵正宗开始正式为台湾军情局工作，而张志鹏成为他与台湾之间联系的交通员。在1990年5月，邵正宗即交付了台湾一大批高度敏感的情报。包括同年4月的大军区级领导干部调动情况；对外应急机动作战师的数量、单位、驻地；同年福建军事演习的目的、参演部队调动情况；1990年总后勤部“十年后勤规划会议”中披露的战略方针规划；1990年的大陆军费，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初步规划等等。
由于年满退休，邵正宗在1992年9月再次向台湾提出要叛逃到第三国定居的要求，并以策反他原来的上级领导刘连昆一同叛变作为交换条件。这个提案在10月底被送达了台湾参谋本部新上任的总长刘和谦处。由于台湾规定其将级军官进入大陆必须经由台湾国防部核定，因此台湾军情局最终安排了六处副处长庞家钧（上校军衔）于1992年11月23日出发，化名“王树元”持台胞证经香港进入大陆以少将身份与刘连昆接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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