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全军普遍的难题：部队宿舍被违规占用，而符合分房条件的官兵却难以申请到住房，只能自己买房或在外租房居住。
最近几个月，陆俊杰都会到西三环某部队大院的公示栏旁走上一圈，留心是否“榜上有名”。
1999年参军到北京，虽然调整为副营半年有余，已符合部队分房条件。但是，看到该部队后勤部门的待分房名单上，陆俊杰突然意识到，“看来是没戏了”。
这份待分房名单上，按照职务、军衔、军龄以及婚姻等实际指标排队打分，从高到底依次排列着几十号待分房人员名单，不乏“有家有口”的团级干部，也只能在外租房，而部队的家属楼却被很多陌生人居住着。
“房子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建设，影响了军心士气。”张清印说，部队中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转业。
陆俊杰也曾两次打报告申请转业。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卫星遥感专业，属部队成功引入的地方大学生，当年，一度被《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以典型广为宣传，岂能允许“典型”离队？
繁华的北京西三环地带，对于陆俊杰来说，房子不仅是栖居之处：同女友已相处多年，女友家人要求要想结婚必须在京有房，为防止女儿偷偷结婚，准丈母娘硬是把户口本锁在家里的铁柜子里。陆俊杰来自农村、每月不足五千的工资，购买商品房并不现实。后来，准丈母娘做出妥协，部队有住房也可结婚。
“房子已成为年轻军人扎根部队的一个重要部分。”副团级女干部刘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12年冬天，从位于北京北部昌平区的某场站调到总部机关后，大院住房紧张，刘蓉一家只能居住在原单位分配的宿舍内。
“每天上下班急行军。”刘蓉描述说，清晨六点一刻，叫醒孩子起床，一起坐上开往大院的通勤车。八点前，把孩子送到大院内部的幼儿园，再匆匆骑上自行车赶往办公室……下午五点半，再赶到幼儿园接孩子，坐上回场站的通勤车。其间，难免遇上北京晚高峰的大堵车，最通畅的纪录是晚上八点回到家。
“妈妈，我真的很累。”一次，四岁的儿子坐在班车上说完这句话，就睡着了。刘蓉说，倘若年底再分不到住房，将考虑主动申请转业。
法院“不宜受理”？
多起部队“清房”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几乎都坚持“不宜受理”的原则。
现实生活中，“清房”现场对抗激烈，被“清房”者并不甘心，他们往往先是向部队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到北京上访控诉遭遇强搬，亦或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控诉“清房”。
当事双方都有意寻求法院帮助，部队“清房”也曾诉诸法律途径。
1991年1月31日，就“解放军59122部队诉林学华等五人军产腾房案”，最高人民法院对天津市高院的复函称，“因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腾迁、对换住房等而发生的纠纷，属于军队离退休干部转由地方安置管理工作中的遗留问题，由军队和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为妥……即此类纠纷人民法院不宜受理。”
此后涉及多起部队“清房”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几乎都坚持“不宜受理”的原则。
不过，其间也有地方法院介入部队“清房”的特殊案例。《中国国防报》2001年10月的一篇报道说，驻军某部迁至辽宁省朝阳市后，由于军产公寓住房情况比较复杂，致使腾迁工作一拖再拖。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部队一纸诉状将违规占房者告到法院。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受理后，还专门组成涉军案件合议庭审理该案。
最近的地方法院受理部队“清房”案则涉及兰州军区。2006年8月，《解放军报》对案情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报道：部分原机关干部和机关复转干部在地方单位已分配或购买住房，却长期占用部队的住房，这使得省军区机关符合分房条件的八十多名现职干部无房可住。无奈之下，“清房”小组对91家“钉子户”分三批提起诉讼，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判决，依法强制执行清退所占房产。
两起诉讼之后，地方法院受理部队“清房”案，就成为绝响。
解放军一名法律问题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地方法院拒绝受理的理由是，“争议的房产为军队房产”，而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军产房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清房”纠纷中主要涉及部队复转人员，一旦重返社会，该类人员已不具备军队主体特性。因此，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地方主体与军队主体间的纠纷须由地方法院审理，而不是军事法院审理——军事法院只能审理军队主体之间的纠纷。
2014年5月30日，四总部的联合通知就规定，逾期拒不腾退的，按同地段商品房市场租金最高价格计收房租，由财务部门从本人工资中直接扣除；暂停各种服务保障，中止福利发放；对拒不腾退住房的遗孀和子女，向当事人所在单位通报情况，必要时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予以清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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