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行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惟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这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在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装束。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酒吧还有饮料供应。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的中秋节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踏着夕阳的余辉,沿着延河往东走。出了城东,是一片空旷的河谷。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天地间一片高阔幽蓝。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从学校到桥儿沟有将近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出了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蒙、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此时,皓月当空,星光如洗。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酸枣刺》、《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乐曲,又一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抬头望天,她们才发现月已西斜,而舞场上气氛却依然热烈。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抢了一句。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跳完集体大秧歌舞,舞会宣告结束,想到还要往回赶路,她们才感觉到有些乏力了。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非,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就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连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共同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遭到处决。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时更激烈的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一时为之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
其实,交际舞最初也是欧美民间社会舞蹈。经过革命队伍的勇敢接受,交际舞登上中国黄土地,很快又被中国民间社会舞蹈取而代之。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舞的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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