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正三本来应当是卢沟桥事变的主角,日本中国屯驻军的旅团长正是他,然而7月7日事件发生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把侵华急先锋的“荣誉”让给了牟田口。这个富山县村长的儿子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后来又被天皇“恩赐”陆军大学27期毕业。早先是大正天皇的御前侍卫官,后来又做过昭和天皇的军事幕僚,同时也是一名颇有造诣的棋士。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屯军的参谋长桥本群紧急命令他返回北平。8日下午,河边正三赶到丰台镇直接指挥一线部队。9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河边正三却不按照协定撤退军队,仍将第1联队主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一部分兵力占据沙岗。当中国军人执行撤兵协定时,日军背约再轰宛平县城,发射一百余发炮弹。
七七事变的战犯当中,河边正三的官运最为亨通,1941年升为关东军第3军司令官,1942年转为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1943年就职缅甸方面军第一任司令官。此时的河边已经成为太平洋战场上一个重要战局上的最高指挥官。然而他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在那场悲惨的英帕尔战役中,河边正三是总司令,指挥前线部队的正是他的老部下,那位人见人怕的牟田口廉也。战役失败后两个人统统被日本大本营撤职,牟田口廉也由于缺少靠山被转成了预备役,而河边正三则依靠官场上的老关系进入了参谋本部。
仗是打败了,官却越做越大,1944年12月河边正三就任日本本土中部军司令官,负责安排“本土决战”的准备工作。1945年2月,中部军改编为第15方面军,河边又当上了方面军司令官,同年4月,河边成为陆军航空总军司令官,企图以残存的航空部队顽抗到底。
盟军占领日本后,河边正三被指定为甲级战犯,但未受起诉。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日方胡说“卢沟桥事变”是中方挑起的,是第29军先开的枪,结果被驳斥得无法自圆其说,河边正三作为重要证人,转而胡说卢沟桥事变是冯玉祥挑起的。河边正三此言一出轰动全场,他信誓旦旦说,冯氏当时正处于反对蒋介石失败后的失意之中,想利用华北紧张局势掌握实权,因而在卢沟桥制造摩擦,从中渔利。
作为“七七事变”时两国谈判中方代表的王冷斋也出席了辩论,他对此怒不可遏,揭发了河边曾指挥日军炮击宛平城,将专员公署等地全部轰毁的事实。河边正三见自己的罪行公诸东京法庭,顿觉狼狈不堪,忙灰熘熘走下证人席。1947年9月河边正三被释放,经历了残酷战争,逃过了法庭制裁,这位军国主义者渡过战后二十年的和平时光,于1965年3月2日去世。
由于不明敌情,一木清直带领800日军主动进攻上万美军,最后大部分阵亡,其余士兵逃入丛林。
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中,下场最惨的是一木清直,时任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向中国守军挑衅的是这个部队,向宛平城开炮的也是这个部队,向卢沟桥守军发动首次攻击的还是这个部队。可以说整个“七七事变”,就是由这个第1联队第3大队挑起的。中日开战后,一木清直少佐亲自坐镇丰台,命令所属第8中队以演习为名向中国宛平守军37师219团3营挑衅,在卢沟桥打响了罪恶的第一枪。
事变后一木“荣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短短两个月内就从少佐越级晋升为大佐。1942年4月底,日军组编旭字一木支队,由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乘船南下,参加中途岛作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铩羽而归。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18日晚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争夺岛上的亨德森机场。
根据日方的情报,守岛的美军只有1000人,骄横的日军以为美国人不堪一击,惧怕夜战和白刃战。一木清直留下116人看守滩头阵地,率领其余800余人和2门小步兵炮,不等后续部队到达,直接向机场扑去。他们不会预料到,对手是美军中战斗作风最顽强、战斗意志最坚强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11000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遭到最顽强抵抗的威克岛,科雷吉多尔岛,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把守的。
只有800人的一木支队很快尝到了苦头,一开打才发现美军根本不是1000人,而是11000人。想用800名没有重武器的日军击败上万美军海军陆战队那是妄想。很快被具有优势兵力兵器的美军把日军打得损失惨重,一木清直也多处受伤。一路上倒下的日本兵哀声遍地,美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派出了医护人员前往救助,日军伤兵竟拉响手檑弹与医护人员同归于尽。指挥官范德格里夫特闻讯后勃然大怒,下令对投降者不予生命保障,并出动轻型坦克去彻底消灭日军残部。绝望之下的一木清直向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然后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被美军坦克碾得粉身碎骨。
值得一提的是,死在美军手中的第一个支队级军官正是一木直清。按照日本陆军的传统,不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军人很难升上大佐以上的军衔,一木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少将,这个家伙在死后总算圆了自己的将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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