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英是这个村子见陈大嫂最多的一个人。韦万书的妈妈和陈高英到集上卖豆腐时，认识了陈大嫂。那时她儿子韦万书的妻子生孩子难产刚死，在集上碰到一身农妇打扮的陈大嫂，聊天时韦万书的妈妈得知陈大嫂想找一个出身成分好的人家下嫁时，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陈大嫂则谎称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小叔欺负她。韦万书的妈妈把儿子的情况一说，陈大嫂当时就同意了。
来到村子后，陈大嫂平时很少出门，陈高英因距离她家近常到那里去玩。陈大嫂手脚麻利，手又特别巧，一天能缝一件长衫，而且对人和蔼，不笑不说话，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都很好。抓陈大嫂那天，陈高英不在，她到别人家里吃酒去了。这里有一个习俗，办喜事要请亲戚朋友和全村人吃三天。她一个远房侄子结婚，前一天用毛驴将她接去，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回来后才知道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晚上，陈大嫂被抓走了。
赵化一参加了抓捕，那年他才20岁，是龙里公安局侦察股长。他当时组织了一些小分队，专门剿匪，人称“飞虎队”。他权力很大，到哪个县如果哪个县长不配合，就可以就地将这个县长免职。
得知陈大嫂在龙里的消息后，省里有关部门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立即召开有关方面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以防万一，先要摸准陈大嫂所在地的环境、地形。到龙里基本摸准了韦万书的情况，最后决定用“飞虎队”将陈大嫂抓获，因为她当时还有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作组决定将村里的男人调到乡里开会，然后又找来绝对可靠的民兵，配合“飞虎队”捉拿陈大嫂。赵化一将几个人分了一下工，为了确保不走漏任何风声，所有人只准进村不准出村。“飞虎队”悄悄地潜入村里，韦万书正在家做饭，“飞虎队”的几个人冲进去却没有发现陈大嫂。队员陈凤美便用枪指着韦万书问陈大嫂哪里去了。
韦万书惊恐地说：“她到邻居家里吃酒去了。”
见事情没有暴露，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赵化一连忙把人员重新分布了一下。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名队员听到狗叫，大声对韦万书说：“把狗管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陈大嫂刚好从邻居家里出来，听到陌生人说话，她马上意识到不好，转身要跑。这时陈凤美一下子扑上去将她抓住，赵化一几个人也一起上去将陈大嫂按倒。
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陈大嫂。陈凤美叫出了她的小名后，陈大嫂知道再隐瞒也没有用了。抓到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枪。陈大嫂交代，她的枪逃跑时放到桥下。后来没有了。
抓到陈大嫂，怕夜长梦多，几个领导决定连夜将她送到省军区。赵化一把她捆起来，雇了一辆马车准备送走她。
当年张循敏是县公安局局长。那天刚好到省军区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布置剿匪的事。开完会见天色还早，便雇了一辆马车向县里赶，那时马车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走到半路上，见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宁学良认识他，便告诉他说：“局长，陈大嫂被抓住了，在车上。”
张循敏停下走到马车旁看了一下。陈大嫂仍是一身布依族打扮，当时低着头，看不清她的面貌，但从轮廓看得出她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四、毛主席说：“不能杀！”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陈大嫂被抓，来看她的人人山人海。因为这以前陈大嫂被传得神乎其神，大家都没有见过，许多人就是怀着这种好奇心赶来的。
陈大嫂先关在长顺一段时间，本来省里要召开汇报会，后来改成庆功会，当时一千多人的大操场上聚满了人，她自己也感到必死无疑。
陈大嫂是土匪的一个大队长，相当于团长。对于陈大嫂是杀是留，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她是个女匪首，罪大恶极，理应处死。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她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女强人。
怎样处置这个女匪首，省军区专门召开了会议。当时，凡拒不投降的中队长以上匪首，只要抓住就枪决，而且批准权限也放得很宽，一个区长点头可以立即处决。像陈大嫂这样的匪“团长”就更必死无疑了。
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意见：长顺、惠水、紫云一带，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特别是几个少数民族的匪首还没归案，为了弄清他们的下落，陈大嫂能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过了几天，在省军区党委会上，有人更进一步阐述了“不杀”的理由：她是少数民族妇女，虽然卷进匪乱，但是所起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的那么严重，如今大股土匪已消灭，留下还可用她去争取散逃的土匪向政府自首，在新的形势下，也许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于是贵州省军区把杀与不杀的理由及陈大嫂的详细情况均呈报给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要启程赴朝鲜参观，他指示把陈大嫂一案暂且放置一下，等回来时再研究处理。
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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