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马”的迥异人生:马步芳奸淫五千女人(图)

　　相比之下，马鸿逵就处处不如他，早期在职位和荣誉上都在其下，所以青少年时期两兄弟就一直不和睦，马鸿逵嫉恨马鸿宾，甚至为此而离家出走。马鸿宾虽有叔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弟弟如此排斥的行动，使他内心很痛苦，总有寄人篱下、仰承鼻息，靠人施舍为生之感。长期以来，马鸿宾形成了性格内向、孤僻凝重，不苟言笑和讲求实际、奋争自立的精神特质。

　　另外，马鸿宾受叔父马福祥的影响很大，也常以儒将自诩，故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和宗教观念，既潜心于伊斯兰先哲著述的研究，又对孔孟之经典广泛吸取。马鸿宾所到之处以“保境安民”为原则，反对暴政，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他虽然出身名门，少年为官，步步迁升，但个人生活一直比较俭朴。他在银川的家称“五亩宅”，在中宁的住宅叫“旅国”，都只不过是几间土木结构的平房和几间土窑洞。他招待贵客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往往是手抓羊肉和面片，在中宁驻防时，日常饮食常由妻女自做。所以马鸿逵提到他的老兄时，往往总以“我们家的圣人”相讥讽。社会上更有些人称他为“道学先生”、“谦谦君子”和“马善人”。马鸿逵对他的评价是：“国学基础甚厚，中国古书读得不少，为人处事老成统达，稳健持重，讲求圆通。”“做人稳稳重重，讲求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马鸿宾的处世哲学。

　　马鸿宾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曾肯定过他。彭德怀说：“当年红军长征到宁夏同心县时，当地群众说马鸿宾是个好人。”所以马鸿宾在对共产党的肤浅了解中，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同共产主义哲学是不矛盾的，因此他相信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至少到海外去过流亡生涯，是不符合他一贯的哲学思想的，他认为祖坟在家乡，人都要落叶归根，自己年事已高，怎能背井离乡呢。而且部属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几十年，也不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当然，由于马鸿宾平时为官比较清廉，没有多少家产和积蓄，家庭人口多，如果真的到了国外，生活也无法维系。马鸿宾是不具备像马鸿逵、马步芳那样携带金条到国外去继续过着阔绰生活的条件的。据说，马鸿逵曾当面劝他夫妇一同逃走。马鸿宾对马鸿逵说：“去香港、去外国，什么都需要黄金，我哪有如此多的黄金？”

　　马鸿逵答：“你和新姐（按：指继室夫人李蓄贞）的费用我包了，子女们丢下。”马鸿宾大笑说：“子女们丢下，我就永远不‘无常’？（按：死的意思）命就这么贵吗？”

　　马鸿宾心想，靠任何人也不能靠你马三元（马鸿逵小名）。自己从小就不为马鸿逵所接纳，兄弟分掌兵权后，又屡受其排挤。他不愿意糊里糊涂跟着马鸿逵跑到国外，再去接受他的施舍而重新回到寄人篱下、苟且偷安的境地。

　　在内战过程中，马鸿宾也曾犹疑过，想爬下蒋介石的战车，另谋出路。马鸿宾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不受重视，想兄弟俩共同行动，一起投向光明。1949年初，蒋介石将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1949年6月，宁夏兵团正在陇东打仗。一次马鸿逵到前线看望部队路过中宁县时，马鸿宾劝告他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马鸿逵想下最后赌注的想法和顾虑并存，他有6万多条枪，马鸿宾才1万多条枪，一同驻防在宁夏。但如果马鸿宾单独和解放军讲和，自己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马鸿逵把自己捆在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终于在9月1日飞往重庆，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了马敦静。

　　飞经中宁上空时，马鸿逵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以示向兄长告别。马鸿宾在地面用望远镜看着说：“少云不听话，竟然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又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同时接连派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宁马旧部分赴银川，向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他们的子弟传达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感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曾向马鸿逵作过一起向解放军投诚的试探，但是马鸿逵拒绝了。

　　在逃往重庆之前，马鸿逵再三关照儿子马敦静别受伯父的影响，要抵抗到底。马鸿逵为了防止马鸿宾趁他不在宁夏时吞并他的军队，又特地电告所属三军将领：“宁夏军事，只有静儿和各军官负责，他人不得过问。”此后，马敦静一面作负隅顽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驱逐劝其归顺人民的代表。

　　这时马鸿宾对代表们采取了保护措施，表现出岔路口向左转的迹象。至此，解放军把争取的重点集中到马鸿宾父子身上。可是马鸿宾仍有犹疑，特别是感受到马敦静兵团的压力，遂决定先飞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作商量。

　　当时，傅、邓正策划绥远起义，因马鸿宾的到来，在包头皮革厂同他谈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马鸿宾说了心里话，既担心共产党有几笔旧账同他清算，又担心八十一军单独起义的话，对自己和部属的安全抱有顾虑。

　　邓宝珊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别受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还鼓励他：“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回到了宁夏。

　　翌日，宁夏二马何去何从的谜底揭晓：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宣布执行父命，顽抗到底；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不顾徐永昌的阻挠，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放协定》，在中卫县城宣告起义。

　　9月19日晚，解放军六十四军代表和国民党八十一军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和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分别在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当场宣布保证马鸿宾全家生命财产安全，马家在中宁的财产，凡被动用的，一律归还。

　　同一天，在共产党号召和傅作义、邓宝珊的亲自安排下，绥远起义也实现了。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马敦静又搭乘把马鸿宾载来银川的徐永昌的专机，逃去重庆。

　　9月22日，银川市在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处于混乱中。守城部队有溃散逃跑的，有缴械投降的，也有顽抗死战的，乱兵抢劫已在市面上公开进行。在此情况下，马鸿宾不顾个人危险，出面召集军政要员会议，要求“娃娃们”赶快放下武器。同时，马鸿宾又致电彭德怀总司令：“请即令杨得志司令员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

　　会议后不久，宁马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宁马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等纷纷投降。审时度势的马鸿宾，开始走上为人民、为家乡作贡献的正确道路。

　　两天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3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以后，十九兵团先后从各部队抽调400余名干部到该部对其实施和平改编工作，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马惇信任副军长，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原第八十一军参谋长杨遇春为独二军参谋长。独立第二军下辖2个师、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实编9414人。

　　12月18日，在独二军驻地中卫县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马惇靖代表全军接受军旗，并率领全军指战员宣读誓词，表示独二军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立新功。过去为马氏一家卖命的子弟兵，如今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军队的一部分，而且所有起义人员均受优待，躬逢盛典的马鸿宾倍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1951年，独二军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1952年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开始在宁夏平罗县西大滩从事军垦建设，后转为地方国营农场建设，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陆续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款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

　　年逾花甲的马鸿宾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祖国西北建设作贡献，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从1954年起，他在甘肃省历届人代会上以无计名投票方式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接连当选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民族委员会委员。马鸿宾还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21日下午，马鸿宾因患胃癌，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甘肃省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为其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