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梦秋(前左五)、谢觉哉(前左四)、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来源:资料图)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