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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