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西山太吉因为泄露了一项日美秘密协议而被提起公诉
中朝同样受到伤害
中国同样受到了这种分裂性外交怪癖的伤害。在1972年和1978年的时候,在与北京就建立关系进行的谈判中,东京和北京显然都在口头上同意搁置东海中的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所有权问题。甚至在场的日本记者和前外务省官员都承认当时有过这一协议。但是东京却矢口否认有过这样的协议,甚至准备好接受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对抗。
对于朝鲜,日本似乎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先是日本违背了2002年许下的在当年被允许访问日本的5名前被绑架人员应该返回朝鲜与家人团聚的诺言。接着日本不顾种种科学证据,坚称对某些烧焦尸骨的未必可靠的DNA测试,证明朝鲜关于已经不再有被绑架人员在朝鲜的说法是谎言。在此基础上,日方制裁了朝鲜,并收回了在朝鲜设立一个必要的办事处以调查是否真的还有更多被绑架者的诺言。
为了在与中国日益严重的对抗中寻求盟友,东京充分利用了它与西方共有的民主价值观。这些重要的价值观中有一点是愿意接受争论和接受相反观点。但在日本,批评意见是不受欢迎的。东京现在正对其教科书进行修订,以便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提出日本官方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吗?它们似乎更接近于日本所批评的中国等非民主的独裁社会的价值标准。
鸵鸟政策于事无补
东京怪异的行为似乎与各种因素有关。其中之一是洁癖因素——即希望把丑恶掩盖起来的病态。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当它被用来破坏或掩盖关键的文件时却不是这样。另一个因素是我在撰写关于日本的文章见识到的那种信条,它认为日本是一种现实,而世界其他国家是另一种现实——即孤立主义、鸵鸟政策的病态。于是,媒体披露的西方大国的全球间谍活动被不以为然地说成是外国的某种怪异举动,尽管日本也是其受害者。接下来还有奇怪的“言灵”观念—一即认为言语本身会显灵的看法。因此,不断重复的口头表白可以改变事实,即使这些表白是不真实或不肯定的。而否认则具有相反的效果,所以应该受到压制。
“所有这一切让我回忆起我曾在“核村庄”安全委员会度过的日子,那些委员会里的人们似乎认为,如果他们不断地重复核安全咒语并对批评不予理睬,那么日本就不会遭受到事故。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说出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事故发生。同样,我们被告知,核事故是某种发生在别人、而不是日本身上的事情——这又是鸵鸟政策。
我们现在意识到,对于核能计划的运营来说,这些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同样,它们也不能导致出色的外交政策。
作者为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格雷戈里·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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