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在中国的战争史上，1945年后，一批中国军人回了家;1949年后，大批军人回了家。
抗战胜利后，罗见渊所在部队整编进入国民党王牌74军，他被推入国共内战，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一支队伍叫共产党。1947年，国共孟良崮一战，被解放军俘获，他要求回老家，解放军发给他回川路费40多元，布鞋一双。
而谢义儒厌倦了战争，不想打“自己人”的他, 也回到了家，做起了小本生意。
经过四年内战，唐文斌1949年在坪山起义。
回家后的军人们，因为身份问题，光景都不算太好。
1950年，罗见渊在重庆的工程队里做工，他觉得自己以前的身份见不得光，不会轻易提及往事。文革中，也常常被传去谈话，受到监视居住，半夜睡在床上，红卫兵就吵嚷着敲门，进去抄家搜身。
刚解放时，上级组织调查谢义儒，他的经历因为一个小插曲，被瞒混了过去。调查他的那位干部是山西籍人，谢义儒交代自己问题的时候，说在山西打过日本鬼子，这位负责调查的干部受到了触动，没有再过多追究，随后，他在林场工作，得以安生几年。
然而，1964年林场要精简人员，这一次，他失去了工作。此后他去做过老师，做过杂工，当过银行看门人。
唐文斌因为身份问题，从1961年起，在芦山蹲了22年的监狱。牢里的生活在文革期间反倒成了庇护伞，没有多么血雨腥风，却在死神面前报到了一回。他因为严重中风，被误当做断了气，送到太平间，之后被军医发现还有气息。
罗文渊、谢义儒、唐文斌三个人都没有留下一张参军的照片。这个遗憾，在文革岁月里，竟有了别样的况味——“那个时候谁敢留身穿国民党制服的照片?”
2002年，四川黄埔同学会给唐文斌补发了一张黄埔毕业证，唐文斌那时并不想要，他始终活在某种忌惮里。
晚景
走入当下，他们也都有个相同的身份—— “国民党老兵”，晚景不胜唏嘘。
今年夏天，89岁的罗见渊和老伴儿，住在成都后沙湾社区租来的老房子里，政府一个月出600百，自己出400。他们在社区街道上摆地摊，卖葱姜蒜，一大早出门，一天能卖个二三十块钱，赚几块钱。他们住在退休老职工聚集的社区里，却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在成都打工的儿子不喜欢听他摆龙门阵。他认为当年的功过，于生存现状无益。
远在雅安青衣江边居住的谢义儒，今年93岁，右手瘫痪，起居需要保姆全职照顾，腹部的弹痕清晰可见。他会看电视关注时事，知道国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而唐文斌在雅安斗胆村住的屋子，是两间土房，白天不开灯的话，几乎是一片黑暗，墙上挂的是1990年的人民日报，布满了灰尘。虽然和儿子同住，但伙食却不在一起。他有个电饭锅，常常做稀饭。他将自己的收入凭证拿出来，低保每月234元，社保每月55元，统战部一年1800元的补助，月平均收入439元。某次开发商在他家门外施工，导致房子积水，他还上法庭打过官司，并且胜诉了。
如今，行至人生的末端，谢义儒坐在单元房里，移动着缓慢的步伐，给保姆絮叨着当年的人事;罗见渊出租房里的床前墙壁上，有一副“抗日英雄”的题字，他每晚入眠要面对这四个字，但翌日清晨还是要去街道摆菜摊子;唐文斌拿出他的烟，喃喃地说：“五块钱一包，要精打细算着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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