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被控杀革命群众 其子申诉30年欲求正名

　　数十年后 得知父亲早死狱中

　　戚玉楼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当时中央的高层领导、公安部、统战部、最高院和最高检等多个部门写信。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所有部门均给他回了信，虽然没有查找到戚南谱的最终下落，但是每封信中都给他提出了各种建议。

　　写信后不久，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办公室给他回了信，信中表示，黄火青并未在新四军工作过，但是建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曾在新四军工作，但已于文革期间去世，所以建议他再去其他部门查询。

　　戚玉楼说，当年中央办公厅、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也给他回过信，“中央办公厅的信找不到了，但是我记得信里说，各级有关部门通过安徽省劳改局查询过戚南谱，但是没有查到下落，建议我再去找当年的知情人继续查找。”

　　直到1987年，事情有了眉目，但回复让戚玉楼难受无比，直到他的母亲去世他都没说出来，“1951年，我父亲就去世了，全椒县委统战部给我的信中写的”。

　　戚玉楼内心对中央各级部门能够给他回信充满了感激。“我一个平头百姓，完全可以不理我，可是人家却每封信都回复了。”

　　乡邻

　　“家里不正怎样正别人”

　　“如果我父亲有罪，他就不会每周都去军管会登记，一个罪犯会暴露自己的行踪让别人知道吗?”为了证明父亲无罪，戚玉楼找到了《共和国不会忘记》编纂委员会主任范克平。

　　范克平通过关系查阅了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材料以及南京市第二档案馆的资料，其中没有戚南谱参与敌特破坏活动的证据。

　　“戚南谱在抗战期间处决两名亲属事出有因，这两个人通过史料记述和知情人描述，确实不是革命群众。当时处以极刑确实判决过当，可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不能把这些和现在的法律相提并论。”范克平认为。

　　全椒县上戚村很多上了岁数的村民提起戚南谱仍然记忆犹新，在众人口中，戚南谱不仅积极抗日，还出资为乡里办学。

　　当年戚南谱处决戚兆友和戚宗藩的时候，戚兆友年近30岁，已经娶妻，没有生子。戚宗藩只有20多岁，尚未婚娶。现在，戚兆友的妻子已经过世，只能通过其他族人回忆当时的情景。

　　问及戚宗藩、戚兆友被戚南谱处决一事，戚宗藩的弟弟戚宗才说，当年，他的哥哥戚宗藩和堂叔戚兆友经常在乡里打架、滋事，当时乡邻吃饭都是问题，可是他们为了钱，四处绑架勒索。“他们不在本村做这些事，都是去别的村子，结果人家告到了戚南谱那里。”

　　戚兆友的侄子戚宗斌认为，戚南谱当时的做法也是无奈之举，“家里不正怎样正别人”。在戚宗斌看来，戚南谱当年所举是大义灭亲。“如果他们是革命群众，解放后，我们家肯定要得到优抚，什么都没给我们，怎么说他们两个人是革命群众呢?”

　　84岁的张树明曾任上戚村党支部书记，他对戚南谱的记忆犹新，“对戚南谱的印象很好，他的堂弟和那个侄子，我没有好印象。”在张树明眼中，戚南谱当年的做法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大局，他只能将两名亲属处决。

　　申诉

　　如何处理有待商榷

　　今年，民政部出台政策，将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体系，给予优抚政策。这让戚玉楼再次燃起了希望，“我只希望有生之年为父亲恢复名誉，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8月底，他再次来到安徽省高院申诉。目前，他在等待安徽高院的答复。对此，安徽省高院立案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如何处理还有待商榷。

　　即使如此，这个结果仍让戚玉楼觉得有了一线希望。“当年的事，有特定的历史成因，几十年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每当想念父亲的时候，我就只能到他的坟前跟他说说话。”

　　对于为何要找省高院为父亲正名，戚玉楼的回答是，他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部门，而安徽省高院是安徽当地的最高法院，如果安徽省高院能出具一份材料，证明戚南谱当年处决亲属并非犯罪，他就满足了。

　　戚玉楼现在的心愿是，安徽省高院给父亲正名后，他要在父亲的墓碑上刻上“抗日军人”四个字，让父亲在九泉之下能够获得一丝安慰。

　　专家

　　可请有关部门恢复名誉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制史专家表示，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刑法，当时基本都是按照政策性的制度来处理问题。

　　此外，文革之前，我国法律有一个断裂时期，从当事人现在为父亲申诉这方面来讲，按照现在的法律制度，申诉已过时效。

　　现在，当事人要为父亲正名，只有通过收集相关证据，以此证明自己的父亲没有罪行，然后找有关部门申请恢复名誉。

　　社会学家、华北科技学院颜烨教授认为，戚南谱参与刺杀张敬尧的行动，从大面上看是一种民族正义行为，应该得到社会赞许。

　　现在，当事人想为其父亲正名，本身也算一种讨回公道的行为，目前类似于这类平反、正名的事实很多，都需要很多真实的历史取证，而且要将历史事实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