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历史:冷战期间中美组成心照不宣的同盟

　　您曾经指出，冷战最后二十年里，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中美解冻后出现的“心照不宣的同盟”的重要性远超过美日同盟，那么，在中美缓和过程中，对日本以及中国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兼：中美缓和对日本冲击很大，因为美国事先根本不跟日本打招呼。在美国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属于“第二梯队”的国家。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比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要重要得多。当时，基辛格经常访华，很少访日，就是例子。就中日两国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层关系而言，从美国在《大西洋宪章》等一系列“基础文本”中所倡导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原则的角度来看，中国比之日本更是这一秩序的“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从构成现存国际关系底蕴的规范和规则的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固然有不放心之处，但对日本难道就真的放心吗？

　　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有时还会做“出格”的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毛泽东谈得非常好。临走前他与周恩来谈，说美国有新技术，能够及时发现苏联的导弹发射并预测其目标，建议与北京建立热线联系，如果出现苏联向中国发射导弹的情况，可以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递到中国，还可以帮助在北京和中国战略基地间建立联络，防备苏联导弹。基辛格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但因为当时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部分文件解密，这段“秘辛”才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与其他盟国（尤其是和日本）也不会做的事情。

　　关于台湾问题，除了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的一段时间外，台湾其实从来就没有在美国战略考虑和战略部署中占据过关键性的，更不必说中心的地位了。在中美关系及美台关系历史上，充满着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违反乃至背弃“台湾利益”的案例。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助战”的建议。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大陈岛撤退；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在为国民党舰船护航时，一遇解放军炮击就退出战区；1962年，美国明确反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1971-1972年，为追求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主动拉开了与台湾的距离；1979年，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同“老牌盟友”台湾当局断绝正式外交关系，等等。美国政策的核心是不在台湾海峡发生会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

　　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以及政府、参众两院之间，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吗？

　　陈兼：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要做美国国会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指责中国试图在钓鱼岛动武。但这更多是一种表态，没有行政效力。众院则通过支持对台军售议案。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无法像当年亲台的右翼院外援华集团那样深入美国政治内部，因为那需要一套意识形态的认同。而现在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表述上仍有很大差异。即使来自跟中国有贸易商业联系地区的议员，往往也会选择对中国“放空炮”，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政策约束力的。

　　如果“任何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这就从国会（尤其是众院）在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无论是在中美对抗时期，或是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时期，或是冷战后中美“利益相关者”时期，实际上在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上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两党共识”现象。国会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制约”政策，而是为政策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国会又通过“对台关系法”来实现“政策平衡”的事例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套一句俗话，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

　　陈兼：我在这里就想强调一点。今天的中美关系，不管面临着多大的挑战，都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苏当时在制度上互相对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有各自的军事集团，经济上也是两个不同体系（结果，苏联及其集团垮台后，美国和世界经济连个喷嚏都不打）。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句话又概括不了中美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中美之间在政策层面存在的几乎所有问题，是美国在同自己的盟国——包括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盟国——的关系中也会遇到的。双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本身。

　　双方的任何一方，若出于应对根源在于本身的复杂问题之需而将两国关系引向危机，都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从中国来说，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广开言路”。中美两国都是不能被别人打倒，只能被自己打倒的国家。在两国关系上，归根结底，什么事情上如果中国做得好的话，美国人就把你当一回事；如果中国做得不好的话，美国人就不把你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