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半年，兰德公司专家参与的《中国的军事力量》专题研究报告历时一年完成，对中国可能走向极端发出警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力和军费开支做了详细的追踪研究，着重考察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以及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必要性。
2004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也表明五角大楼十分关注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并担心中国正在发展的太空能力，包括侦察、导航、通讯、气象、微型卫星和载人太空有一天可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这一年的报告长达54页，数十万字。报告宣称，中国的军费已经在500亿到700亿美元之间。
然而，2005年兰德推出的《中国军力报告》，被认为对中国的军事开支高估了三分之二以上。
事实上，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白皮书，2004年、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费分别为2200.01亿元人民币和2474.96亿元人民币，约合268亿美元和302亿美元。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詹姆斯.马尔文努后来说，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开支一直使用不实的推测数字，而不是使用最原始的资料。因此，兰德公司不得不纠正“美国政府的许多估计”。
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中国2003年的全部军事开支估计在310亿美元和380亿美元之间，但国防部的数字是650亿美元，比兰德公司调查得出的数字高出71%。
2005年7月，美国国防部不得不推出了修订版的《中国军力报告》。
除了军费和实力，台湾问题也是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的重点。兰德公司在新世纪初期的一项军力评估曾显示，在一定时期内台军仍会对解放军保持海空优势。兰德公司的计算机仿真软件甚至进行了1700多次台海的作战模式实验。
智库与政府、军方之间的“旋转门”
小布什执政时期，也是美国军事智库机构对华态度的转折点。一项统计说，当时美国境内涉及“中国问题”的智库机构从不到1000家上升到1700多家。
其中，有近70%涉及中国的军事力量，30%涉及经济发展，还有不到10%涉及意识形态以及人权问题。
这些机构中，超过80%属于白宫等美国重要行政军事单位，而另外那些私人机构，也多以接政府订单为主。据估计,兰德公司65% 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
2006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将中国作为军事竞争对手。此前在2002年的报告中曾表示，美国将在东亚地区面临“某个拥有庞大资源的军事竞争者”的挑战，而新报告明确提出“作为一个主要的和新兴的大国，中国最具有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潜力”。
到2008年，长达23页的报告中有17处提到“中国”。
其中，“在可见的将来，美国需要防范中国不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及其战略选择会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等观点，可以视为当时军事智库机构的主要思路。
其实这些智库机构与政府、军方在人员上往往有着互通关系，被称为“旋转门”---每次大选后，都有大量智库人员进入政府，相应地，也有很多卸任官员进入智库“再就业”。
这种身份转换使智库机构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和思路上升为国家政策。同时，受到军工集团等利益群体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借此更方便地影响政府决策。
比如目前兰德公司排名第一的副总裁安德鲁.霍恩分管研究和分析，他曾是美国国防部主管战略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其他比较重要的影响方式，还包括以“客观”的身份到国会听证会就热点问题进行作证。与之相比，讨论会、小型报告都是比较简单、初级的手段。
比如2005年9月，兰德公司向中美经济与安全委员会提交《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海峡均衡》论证报告。
该报告为兰德公司向联邦、州和地方立法委员会以及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提交论证系列报告之一，显示了它与政府立法机构的特殊沟通渠道。
公开发行的解放军专业刊物对2011年美国8家代表性智库的研究发现，不少前政府官员因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其在政府的工作经验和影响力，成为有话语权的对华问题专家。
在发表过“中国军事威胁论”相关报告和评论的智库专家中，有46%拥有在美国政府或国会的工作经历，其中曾供职美国国防部和军方的占26%。而中国“假想敌”的说法使美国必须保持军费规模、维护军备优势。
比较有名的是2002年至2004年曾任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的卜大年，后来以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研究员的身份，出任主张对华强硬的麦凯恩的中国及亚洲政策竞选顾问。他是“中国军事威胁论”最坚定的提倡者之一。2009年他在国会作证时称，每到华盛顿政府进行“四年度防务评审”之前，企业研究所曾专门召集专家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报告。
他最近最有名的文章是2013年初在《洛杉矶时报》撰写联合评论，呼吁奥巴马在第二任期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反思对中国的态度是否过于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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