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的命运在1972年迎来转机。那一年,父亲被释出狱,他参了军,被分配到北京军区的一个通信团。不久,因为在全团技术竞赛中表现出色,他被破格提干,成了一名无线电技师。对于没有无线电基础的金一南来说,学习知识就变得很紧迫。当时部队规定,每周三、六晚要放电影,所有人都必须去。为了挤出学习时间,他总是带着教材去电影院,然后躲在厕所里偷偷看书。队长发现后不仅没有处分他,还特别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来看电影,金一南可以不来。直到现在,他还留着当年那本无线电教材,他对记者说:“老伴总说这本过时的破书赶紧扔了吧。可每次翻开,看到书上各种颜色的笔迹,我总会回忆起那段日子。实在舍不得扔!”
后来,金一南当了军体教员。其间,他又把所有精力投入到研究双杠、鞍马等项目上,后来还在部队运动会上拿了团体金牌。而这时金一南已30岁,还没和他现在从事的学术研究发生一点关系。
1984年,父亲去世后,金一南调回北京,被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这所高等学府中依然和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干好每件事,从图书馆馆员做到教员,最终成了国防大学里最优秀的教员之一。“当工人时,师傅说我是天生的好工人,后来又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好技师、好馆员、好教员。其实也没什么秘诀,用母亲的话说,我不如兄弟姐妹们聪明,不过我是最踏实的,干一行就爱一行。”金一南说。
中国人不要给自己太多束缚
环球人物杂志:您提到中国人精神力度不足,是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如何理解这个“不足”呢?
金一南:简单来说,就是阳刚之气不足。首先,中国人现在经常妄自菲薄。比如我听过一个大学教授说鸦片战争的原因是林则徐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准则。现在很多英国人都羞于提起这段历史,他们都认为因为中国禁烟而发动的战争是不光彩的,可我们自己却认为原因在林则徐。大学教授是文化精英,连他们都这样,可见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其次,很多人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之后变消沉了,要么一味逃避,要么不停抱怨。看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前人面临的社会环境比现在差多了,但他们一样在奋斗,要不然哪来的今天。如果连解决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那剩下的只有绝望了。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军队是否也存在阳刚不足的现象?
金一南:存在。现在有的大军区演习时,给出的要求是“人不掉皮,车不掉漆”,还叫军队吗?美国要损失多少飞机才能最终形成一个航母战斗力?另外,在我看来,军队选择人才的唯一标准是能不能打胜仗,和平时期难免在选材标准上会有偏差。有专家说过,战争到来的时候,总有一大批和平时期的军人会被淘汰,是有道理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强调强大的内心力量,不怕给自己引来好战的非议吗?
金一南:无所谓。中国人不要总给自己设置那么多束缚。还是以美军为例,西点军校出来的学生好战是出了名的,因为他们的晋升机制决定了他们的好战。在西点,计算机会筛选出符合晋升标准的军人,然后这些军人里再从高到低分成四等——是否在前线服役过,是否进入过危险区,是否接触过敌人火力,是否负过伤。符合程度越高的,越优先晋升,去过前线的普通士兵的晋升概率比待在五角大楼的博士还高。所以,西点出来的学生上了战场都争着往前冲,也没听说谁批评他们好战。军队是国家的工具,而且必须是国家的利器。
环球人物杂志:如何区分内心的强大和狂妄?
金一南:狂妄是脱离现实的,狂妄的人可能看不上小的工作,总不切实际地想做大事,但最终什么也做不成。内心强大则是现实基础上的,比如我当年在哪怕再不起眼的位置工作时,都没有放弃过对未来的理想,但做好起码的工作,是实现理想的基础。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金一南:不是我后来拿了什么奖,记了什么功劳,是一件很小的事:当年在全营举行的插秧比赛里得了第一。我一个北方城市来的兵居然赢了很多南方农村来的兵,当时我们营长听说了都不相信。后来我和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副局长交流时,他也提到了,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割稻子得了全生产队的第一。看似是个巧合,但我想可能一个人在最不被认可时,咬紧牙关做的事情,取得的成功反而是最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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