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还染着斑斑血痕。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难，徐向前元帅记忆犹新：“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之家”的毁灭】
红33军中的各级指挥员被张国焘一锅端，而身为军部特务营营长的任俊卿，自然难逃一死。
任俊卿是战功累累的英雄，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的成员。在这个家庭中，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总共6人参加了红军。“红军之家”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萧华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编者注），她参加红军时只有9岁。他们的亲叔叔，就是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
王家满门参加红军，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红军之家”的文章。可这6人中的4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没有一人牺牲在对敌斗争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
“红军之家”中第一个被杀掉的，是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那是党组织派他以反动面目去为共产党抓“枪杆子”的），而他当团总时交往密切的不少地方头面人物后来都成了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白扇会”、“盖天党”分子。
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萧萧的峰城山。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白骨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都提着大片刀，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要犯人当刽子手。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威严地呵斥：“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被强迫当刽子手的，竟是王新敏和王新正，任俊卿妻子王新雪的两个亲弟弟。任俊卿怆然喊道：“来吧，兄弟，你们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们！”
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家兄弟也难逃一死。一个月后，兄弟俩也被保卫局处决。临刑前，满腔悲愤的兄弟俩提出，要和自己的师长见一面，告个别。王波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眼泪却只能往心里流淌……
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
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新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新敏、新正最后分手时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兰则对看望她的人说：“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躲在岩包后面看见了，马上跑到清溪场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去已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回来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
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
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一天深夜，小新兰和姐姐新国睡在一起。不知啥时候，小新兰被惊醒了，睁眼一看，姐姐已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战士们不解释，捆好，就推着她往外走。王新兰那时虽然才12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她一下子扑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拼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走她呀！”王新兰眼睁睁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对新国的死，王新兰一直挂在心上。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萧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杀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肃”掉不放心。
王新兰的五姐王新诗是妇女独立团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组织上动员离开部队。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乡清溪场，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
“红军之家”就这样被极左思潮毁掉了。
在这样一场屠杀中，王新兰却无法认定真正的凶手是谁。执行的士兵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是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甚至连下令杀人的张国焘、陈昌浩，在肃反运动中具体执行杀人命令，杀了许多红军官兵、苏维埃干部、赤色群众的几位四方面军干部也不是凶手。王新兰不能否认，换成自己也一定会那样做……因为主观上，他们同样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同样是为了“把红军的事情搞好”啊！
1950年，王维舟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悲愤地说道：“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300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和我风雨同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屠刀下牺牲了。”
袒露结疤的伤口，是为了汲取流血的教训。而这浸透着血与泪的悲剧，无疑是牺牲者献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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