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计划性地建构起针对中国的“层次性防线”，由准军事力量海上保安厅舰只顶在一线，自卫队部署在二线以应对“中低烈度冲突”，驻日美军部署在“最终防卫线”上确保对可能军事对抗的介入。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逼迫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让步是日本的主要策略之一，相信“除了强制力量别无他法”是安倍内阁的基本对华思路。
资料图：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堵住日本右翼船。
尽管在法律和政策上受到“和平宪法”等因素的制约，日本军事力量冠名以“自卫队”，但实质上却是一支规模中等、军费丰厚、装备精良、技术先进、训练水平较高的正规军，早已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近年来，根据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的战略调整，日本正在展开新一轮的整军经武进程。日本的军力发展有进一步加速迈向“国防正常化”及军事大国的趋向。
一、日本的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是纯粹内政问题吗？
罗援：日本的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绝非简单而纯粹的日本内政问题，内政仅是此问题的表象，它既牵涉到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战略，也关联到东亚安全局势乃至世界格局，说到底，它是日本近些年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是日本为谋求世界上的所谓“正常国家”地位和对等外交角色而采取的危险策略，它标志着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原则的战略企图。
从内政角度看，日本推进“国防正常化”建立在日本战后对于侵略历史未彻底完成“思想清算”，以及当前日本保守思潮、狭隘民族主义和错误历史观重新泛滥的现实之上；从对外战略角度看，日本以所谓“自主防卫”和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军事部署带有鲜明的冷战思维、武力威慑特征和具体的遏制对象。错误的思维和战略出发点决定了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不仅会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而且会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负面影响。
二、日本为何急于修改刚刚出炉的《防卫计划大纲》？
罗援：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后，国际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美国确定重返亚太的战略后，东亚紧张局势骤然加剧，加之日本国内政治加速右倾化，日本主动挑起“钓鱼岛争端”，加速滑向军事化大国化的危险道路。2012年底，右倾化严重的自民党上台执政，安倍内阁及安倍本人都以打破“战后体制”，推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政治志向，并视国防正常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和主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说，完成于民主党时代的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虽然和自民党主流派意见并无根本性矛盾，但在扩军力度、安保政策的主动性方面，安倍对其并不满意，安倍内阁迫切希望在防卫政策上打下自己的 “安倍烙印”，因此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作为首要的，需要尽快完成的议程。
三、“武器出口三原则”修改后的终点止于何处？
罗援：照目前日本加速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的趋势来看，日本近些年来一直在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不断解禁武器出口。自2011年底日本野田政权以国际武器联合开发为理由，实质性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后，这一原则的约束性就有走向衰亡的征兆。对于现今旨在迅速提升防卫装备质量，积极参与国际尖端武器研发利用的日本而言，作为过去日本“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基石之一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无疑是一道绊脚石。因此，需要推出新的“法律解释”和“例外情况”来绕过这一障碍。在日本继续维持积极军力扩张，而美国又容忍并支持这一举动的前提下，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逐步被架空，乃至彻底名存实亡是可以被预见的。
四、为什么要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罗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关系与国防战略的支柱，而防卫合作指针则从基本政策的高度协调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从日本的角度看，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是内外因兼具的。一方面，近些年，美国整体实力下滑，希望同盟国家配合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因此推动以重返亚太为特征的全球战略重心调整，并视日本为美国在这一地区进行“战略协作”，共同遏制中国的最有力伙伴；另一方面，日本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企图也越来越强烈，具有强烈的“借船出海”，借助美国在本地区的实力推进和战力威慑来实现自身大国战略目标，遏制中国的企图。基于以上两点，以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为契机，美日之间找到了彼此在防卫合作方面的新需求，双方在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方面可谓“一拍即合”，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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