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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