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苏军还曾秘密邀请中共来协助维持地方治安。据当时负责大连公安工作的中共人员回忆：
“当初，苏联军队纪律很坏，苏军政治部向斯大林反映，斯大林下命令，制裁了一些人，以后的纪律不错。他们整顿纪律时，还专门征求我们对每个司令官的意见。高字洛夫曾有命令，在各个区、县都设有一名司令官，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大连解放初期，甘井子、沙河口和西岗区苏军副司令官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东北抗联周保中那个国际旅的人，但是他们佩戴的是苏联军衔。如沙河口的董崇彬是中尉，甘井子的刘玉泉、西岗的季喜林是少尉。他们虽然是苏联军官，但是听我们指挥。这几个分局就是通过他们接管的。”（《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连公安工作》，赵杰、黄华，《苏联红军在旅大》，王佩平，孙宝运主编，P89）
但苏军方面既然无意全面地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这种协助维持治安的效果，自然也很有限。譬如八路军将领卢冬生，曾任三五八旅旅长，并同刘亚楼等一同赴苏学习，1945年回国后担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即因遭遇苏军士兵的拦路抢劫，而被打死。卢冬生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毛泽东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苏军在东北的烧杀抢掠，长期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掩埋，有些民众甚至因为讲述苏军恶行被打成右派。据姜万里在其《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一文披露， “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就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他进一步称，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蒙冤者：“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一位Chen-shuxiang，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1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诡辩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Chen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但中苏分裂、时过境迁之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曾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徐焰《苏军纪律败坏和奸淫抢掠的事实》）。
中苏友好时期的宣传画
苏军军纪本身很差，而对中方抗议敢于置若罔闻，则是钻了国共内战的空子
苏联能够霸占东北，攫取远东利益，并如此为非作歹，当然源于“自身硬”，但若没有国共内战的大时代背景，其作恶也断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诚如吕清所言：“当时形势对我们确实不利。我很赞成方强同志向省委传达报告时，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分析。敌人强我们十倍，这不是夸大敌情，而是客观事实。我们对苏军应当一分为二。凡是他们能支持我们的，尽量支持。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总是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占领了城市和交通要道，使我们争取了时间，这实质上是帮助了我们。……总的说来，苏军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主流是好的。”
而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威胁远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所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告正式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向毛泽东发出公开函，邀请毛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虽然重庆方面对苏军在东北的恶行有相当多的宣传，但蒋介石并不希望因此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努力维持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的“中立”地位，显然要更为重要。
结语
谈苏军之恶，并无意说东北民众在日本统治下比在苏联管治下更好；而是想说：不能因为苏军是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东北，对其恶行就可以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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