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黔边鏊战：土城变成风暴中心
战场态势表明，中央红军要实现渡江入川目标，必须击破川军。土城战役于是就演变为红军与川军的较量。
1月26日，红一、红九军团主力刚占领旺隆场、复兴场、习水等地，就遭到赤水城川军两个旅的攻击。川军养精蓄税已久，是生力军，装备也优于红军，且有极强的“保川”意识。红军则远征数月，无后方作战，缺粮少弹，体能下降，因而在川军攻势下陷入苦战。两军在旺隆场等地反复拉锯，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在此同时，川敌郭勋祺部两个旅沿东胜场、温水轴线，从东往西，直扑土城垓心。中革委根据初期情报判断，进兵土城的郭勋祺部计为2个旅4个团，如能予以全歼，就能震撼川敌、黔敌，打开战局，实现渡江入川计划。
1月28日，中央红军一面以红一军团一部及红九军团主力继续在北线阻击自赤水南下的川敌2个旅，一面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军委干部团及红一军团一部，全力围攻郭勋祺部。激战竟日，红军各部虽予郭勋祺部以重创，但未能予以全歼，而后续川军源源而来，增援郭部。战场形势犬牙交错，中央红军各部皆陷入苦战。最困难的时候，红军总司令朱德甚至征得毛泽东同志同意，亲上第一线，把生死置之度外。
事后查明，向土城进兵的川敌郭勋祺部不是2个旅4个团，而是4个旅8个团。其后还有几个旅的后援部队向战场开进。而北线赤水方向的敌军两个旅也加紧南下，接连突破红一军团阻击部队的阵地。更严重的是，重占遵义的黔敌士气有所恢复，跃跃欲试。而薛岳所部中央军也渡过乌江，加紧向土城开进，企图配合川黔各军，聚歼红军于以土城为中心的川黔边。
由于未能速战速决，迅速解决川敌郭勋祺部，也由于敌援军四面合拢，中央红军不得不忍痛撤出战场，西渡赤水河，以脱离敌军包围圈。
四、战略后果：中央红军转渡金沙江
显而易见，中央红军土城战役受挫，其原因不在战略指挥层面，而是战役战术层次出了问题。
土城战役红军受挫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敌情判断有误，原认为进兵土城的郭勋祺部只有2旅4团几千人，不难歼灭，实则有4旅8团近2万人。
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以王家烈所部贵州“双枪兵”的标准定位川军战斗力，对川军的战斗力及其“保川”意志明显低估。实际上，川军内部长期混战，又屡与红四方面军交战，其战术意识远高于黔军。川军装备不但好于黔军、红军，甚至不次于蒋系“中央军”。如川军使用的美式轻机枪性能就优于“中央军”。同时，尽管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但在阻遏红军入川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刘湘为阻遏红军渡江入川，一方面改变多年抵制“中央系”入川的政策，允蒋系人马入川，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川南地区紧急调集10多个旅的生力军，组建南路司令部，以对抗红军。刘湘还明确提出对中央红军要采取攻势，阻其渡江，把对中央红军的“战争推到省外打”。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长途行军作战数月，已极度疲劳，体力严重透支，尤其弹药奇缺，伤员难以安置，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此，彭德怀回忆说，由于没有根据地支持，“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掉队”。红军一向善于以少胜多。如果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还保持在五次反“围剿”时期、甚至保持在湘江之战时期的状态，没有理由认为在土城战役初期川军孤军作战，战场态势有利于红军的情况下，红军不能全歼郭勋祺部（即使敌军数量比早期判断多一倍），从而取得土城战役的胜利。
土城战役失利引起了极严重的战略后果。此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数十万敌军中自由机动，并取得了若干战役战术成果，如二渡赤水时重取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2个师，等等。但是，红军始终未能调动敌军，摆脱战略被动，再度造成直接渡江入川的态势。蒋介石在令黔军王家烈部、“中央军”薛岳部战场机动，死缠中央红军的同时，严令湘军死守湘黔边以及令川军死守长江沿线，严防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或东去湘西。
此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完全放弃从川黔边渡江入川的计划，四渡赤水后由南转西，再寻路由金沙江渡江入川。虽然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行动计划第四条规定：若“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可“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但是，这种战略选择毕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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