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天生的亲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
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早饭也没吃，就去了图书馆。那时，原先两个香港、澳门姑娘已经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国瑛一人跟着傅索安。学校当局已经认定傅索安在劫难逃，加上图书馆也算不上一个重要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凭她和胡国瑛在里面喝酒、唱歌，胡作非为。
傅索安到那里时，胡国瑛已经到了，正在打扫。胡国瑛见傅家安脸色不好，便关心地询问：“傅姐，您怎么啦？昨晚没睡好吗？”
傅索安说：“觉得肝区有些隐痛。”
胡国瑛听傅索安说过因患肝炎而住过医院，当下便有些惊慌，说：“要紧吗？我陪您去医院吧？让大夫给检查一下。”
傅索安摇头：“不碍事。你别打扫了，去弄瓶‘二锅头’来，咱俩今天什么事都不做，就喝酒！”
胡国瑛见她说得很泰然，也就放下心来，去学校的商店买来一瓶“二锅头”和几个罐头。两人关上大门，就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酒聊天，之所以不在室内，是怕窃听器记录下她们的谈话内容。
傅索安喝了一会酒，抬头望望渐渐阴下去的天空，微微摇首：“太阳又被乌云遮住了！”一阵风吹来，她连打几个寒战。
胡国瑛见了，说：“傅姐，我们去屋里喝吧？”
“不！”傅索安摆摆手，“屋里去喝，我们还能无拘无束地说话吗？”
胡国瑛点点头，不再开口，端杯呷酒。她酒量没傅索安那样大，喝起来也没那么豪爽。傅索安喝空了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怔怔地望着酒里泛起的泡沫，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连说话都吊着一颗心、提着一副胆的日子，真他妈的没有什么过头！”
胡国瑛被触动了心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圈有点红。
傅索安看着胡国瑛：“说实在的，如果我当初知道原是这么副样子，说什么也不往这边来了！”
胡国瑛喝着酒：“不逃过来又怎么办呢？要坐牢，也许还会被判死刑。”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他抓他的，咱跑咱的。中国这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怕没处逃？逃在江湖上，说什么过得也比在这里自由自在！”
胡国瑛发现傅索安说话的时候一直用手按着肝部，便说：“傅姐您怎么啦？肝还痛？吃点东西吧，您光顾喝酒，没吃一点菜啊！”
胡国瑛把午餐肉送到傅索安面前。
傅索安用筷子夹了一块，嚼了好一阵方才皱着眉头咽下去。
她觉得有些恶心，连忙喝一口酒想压住，但终于没达到目的，“哇”的一声呕吐了出来。几乎是同时，她感到肝脏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狠命地捏了一下，痛得撕心裂肺，眼前一黑，身子一歪便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傅索安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这家医院规模不大，但各科俱有，设备齐全，并且有十几位资深医学教授。当时，医院方面还不知道傅索安是因为肝脏有病才被打发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来的，见送来了一位教官病人，自是重视，一面救治，一面往校部门电话报告。
布特卡校长接到医院报告，心里已经有数，但他当时不能直接说明，便让秘书通知医院：必须尽力救治。
医院很快就查明傅索安患了肝癌。布特卡校长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成立以来收治的第一个癌症病人，医院相当重视。院长见校长赶来，便召集有关医生汇报病情。布特卡校长听了，先把傅索安去而复归的原因说了一遍，听得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但因是上级的指示，谁也不敢说长道短。布特卡接着问医生们准备怎样治傅索安的病，医生都是克格勃的人，深知厉害，不敢开腔，最后还是院长说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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