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
[摘 要] 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的主要目的是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就包括台湾在内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之初订立“互惠”原则，迫使美方为实现总统访华而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美方在先军事后政治的“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遭到中方否决后，又试图以“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相威胁，实现延长在台驻军、维持美台军事防御关系的目的。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
为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宜，1971年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秘密晤谈。台湾问题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痼疾，也是这次北京密谈中最艰难的议题，双方都在密谈之前就政策内容、谈判原则及策略做了充分的准备。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和谈判策略是什么？其中，日本作为中国近邻、美国盟友、东亚强国，在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谈判上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角色？美国解密档案资料中关于中美密谈的详细记录，为今天追根溯源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
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抵达北京。首日会谈于当日下午4点半在钓鱼台5号楼举行，双方分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旁。周恩来的两边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基辛格的身旁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霍尔德里奇、洛德和斯迈泽。
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周恩来请基辛格首先发言。孰料，基辛格便开始从“哲学”层面上大谈对中国的认识：“我们认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传统、意识形态和实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到影响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务中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1.） 这样的开场白在起初让中方代表颇为不惯，尽管如此，中方并没打断基辛格的“演说”。接着，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要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国际问题。（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2.）
听完基辛格的宣读，周恩来首先针对基辛格所言“平等”的关系回应道：“首要问题就是平等，换言之，互惠的原则。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4.）周恩来以犀利的语言为此次北京密谈定下了原则，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定下了基调。
既然基辛格在发言中提到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周恩来就给基辛格补起了历史课：“中美人民友谊的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被讨论了。”他回忆道，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就对美国记者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随后不久，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正式开始。然而，这场持续15年的会谈没能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实质问题。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会谈的“官方”性质，“而是在于是否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这是关键”（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5.）。周恩来的一番话意在提醒基辛格，长久以来中美关系的僵持、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拖沓不决，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没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他接着对基辛格此次来华的两个目标评论道：“你的第一个目标同你的第二个目标相连，因为你的第二个目标是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以拉近我们的基本立场，使问题更易于解决。”（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尽管中方在会谈中始终强调不会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设定前提条件，但这句话不难让基辛格掂量出周恩来前言后语之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交待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必要成果，即“互惠原则”的真意。
“只有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
周恩来接着指出：在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大使总是说愿意先一步步解决小问题，双方再逐渐达成共识。而我们则不断强调，只有首先解决根本性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立场总是有分歧”。他于是提出：既然尼克松总统自就任以来就不断表达出愿意同中方解决根本问题的意愿，那么双方何不首先谈谈台湾问题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65.）
“对于台湾问题，我们不得不指责你们政府。”周恩来从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承认台湾为中国内部事务并无意干涉谈起，指责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政策嬗变，提出“台湾地位未定”：“即便到今天，你们的国务院发言人仍在说着这一立场。这是问题所在。如果这个关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整个问题都很难解决。”（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66―367.）而周恩来在会谈中屡次细数中美关系的历史，目的是在向美方表明：台湾问题的责任在美方，美国人前允后否，立场反复，模糊台湾主权归属，是整个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明确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周恩来又述及《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报》中有关日本投降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他对基辛格坚定地指出：
要承认中国，美国必须无条件地这么做。它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毫无例外。这就如同我们承认美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不认为最后一个州夏威夷或者长岛是你们领土的例外。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就让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拆除所有军事设施。这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看来，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由杜勒斯在1954年签订的条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就台湾问题来说，这是关键。（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7.）
在早先筹备基辛格访华的过程中，周恩来曾于1971年5月26日主持商讨中美会谈方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番话，就是按照这份报告的要点阐发的。
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言，尽管早已料到，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接过的烫手山芋。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却是，这个热山芋竟然被抛出得如此之早、如此之有力。通过早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及幕后联络渠道与中方的沟通，基辛格曾笃定：中国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主动的政策并且做出积极回应，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大使级会谈中的痼疾“台湾问题”，而在于同美国建立一种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他主观断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将会相当灵活。在1971年6月2日接到周恩来邀请他访华的正式邀请函后，基辛格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认为：“周恩来再次以最容易获得解决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轮廓：撤走美国军队。”（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6― 887、900、933页。）
显然，周恩来提出的三项条件，包括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地位、美台防御条约及美国在台驻军等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而非简单的撤军，这比基辛格所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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