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913”事件中断的航母论证
随着5月5日中央命令正式下达，七院成立了班子，大楼的灯火开始日夜不灭;5月16日，由刘华清领衔完成的报告已上送。
“本地的、外地的，从各个研究所调人来，集中几十个人灯火通明地搞论证工作，”当时在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任委员的郑明回忆说，“到了5月27日，刘华清同志受委托、在海军主持了一场航空母舰论证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护航航母、二是反潜航母，重点是护航航母和舰载飞机的论证，就在这个会上，酝酿提出了航母工程的代号，707工程，这是个历史性时刻。”
会议把任务落实到了各院——七院(当时为中国舰船研究院)负责航母总体论证，六院(曾是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两型舰载飞机的论证，包括歼击机和反潜机，三院(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负责舰载导弹系统的研制，主要工作集中在七院。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
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到了年末，领导小组上报了一份《造船科研四五规划》，明确了海军装备建设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第三位是护航航空母舰，排在了大中小型导弹舰、导弹艇、鱼雷艇前边。
“并不是说要搞航母就冲昏了头脑，而是相当清醒地积极部署这件事，”郑明分析说，“包括周希汉、刘华清在内，参与决策的领导是有长远考虑的。”
他同时补充，1971年4月，领导小组又发过文件，再次明确核潜艇是当年重点，航母的位置则往后摆了些。然而，5个月后，“9·13事件”突发，让正缓步前行的“707工程”搁浅。
“据我了解，‘707工程’被转化为政治问题了，被有些反对者将之上升为路线问题了，尽管一些专家、基层领导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航母的研究，但也难有作为。”郑明透露。
“全军好高骛远典型”
今年81岁的于国栋从1964年起参与海军装备规划，退休前是海军装备技术部办公室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为确定海军新的发展方针，他在船办工作，曾与海军规划编制小组的同志搜集各方意见，经过多番推敲后，提出了“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积极发展海军专用飞机”的建设方针，并基本上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他解释说，“海军专用飞机”包含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在内。由于军方高层一部分人对海军建设主张“小炮艇万岁”，认为航母项目好高骛远，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赋予航母保持研究的机会;同时经过与七院磋商达成默契，把有关航母的一些重要课题，如舰载飞机起飞、降落技术的研究等，隐秘地列入预研任务。
郑明补充说，1960年代海军曾筹备研制驱逐舰，被军方高层在当时一次全国军工的2000人大会上批为“全军好高骛远典型”，“驱逐舰都好高骛远了，那航母是什么呢?这些事的影响很深。”
这样的态势俨然已影响到海军的进一步发展。1975年，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对海军作了两次指示，海军很快编制了《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刻意将正受政治审查的刘华清排除在参与研究、编制人员之外。看到这份保守的规划时，刘华清非常失望。
“老一辈人不一样，我们这辈人可能觉得，既然被排除在外，就不关我事，可他非常着急，几夜没睡着觉，亲自写了份汇报，写的时候痔疮犯了，他找工人来在椅子上挖个洞，忍着疼痛一气呵成，他觉得，如果10年以后海军还是这样子，不等于浪费国家的财富吗?”刘超英透露。
刘华清向邓小平递交了汇报，并抄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提出规划的八个问题，认为在近海歼敌的同时，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等问题，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航母”。
刘华清超前地认识到，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后，掩护海洋交通、保护海洋资源的任务必将繁重，中国又不能去外国建设基地，执行任务离不开去远海，因此“可将搞大型驱逐舰的人力、财力拿出来搞航空母舰，先搞常规动力的，排水量在4万吨左右，不一定搞8万吨、10万吨的”。
他直言不讳地与“小炮艇万岁”理论发起交锋，称“建设强大的海军，其重点绝不能放在搞小艇上，将它搞得再多，敌人也不怕，必须解决关键性的作战舰艇”。
在刘超英看来，父亲有这些想法，与1974年参与西沙海战后的设防与调研有密切关系，“海战虽然赢了，但他发现在远离大陆的海域我们不仅缺少制海权，更没有制空权，打不了持久战，不仅西沙，还有南沙，没有强有力的能夺取制海、制空权的舰队，没有办法守卫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1.8万公里海岸线。所以西沙海战后，这个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刘华清又分别给邓小平、苏振华写信，说明写汇报的原因，邓小平当即批复，“振华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然而，汇报终未能使规划调整，707工程继续留守冷宫。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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