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民主党派听命中共甘为暴乱工具

　　第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时，通货膨胀已经高企。接收原日本占领区后，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愈加汹涌。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坚持内战，而战争所需经费大部分依靠发行没有硬通货支持的纸币维持，导致物价高涨;而物价高涨反过来又要求政府发行更多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恶性通货膨胀一方面造成政府财政出现严重赤字，1946年、1947年财政赤字就已经超过60%。不得已，1948年8月，国民党试图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厉行物价管制，制止通货膨胀，但金圆券以更快的速度迅速贬值，最高面额在不到一年内从最初的100元上升到50万元和10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工商业，根本无力从事经济建设。据统计，国民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为0.5%;最低为1949年，为0.17%。而本身实力有限的私营工商业者在如此险恶的经济形势面前，根本无心投资于工业生产，只有搞投机囤积。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普通百姓，甚至国民党政府职员、教育人员、士兵的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某报曾刊登一则今天看来颇似笑话的故事，讲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上海有一文化机关，十五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五十万元，约定存入八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五十万元。上海陷落了，法币二兑伪币一，合成伪币二十五万元。胜利了，伪币二百兑法币一，合成法币一千二百五十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三百万兑金圆券一，合成金圆券四毫一丝;金圆二兑银元一，合成银元二毫零五息。十五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五十万元几乎等于零。”同时，为换取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或协定，开放国内市场，使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从而对中国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形成毁灭性的打击。经济崩溃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对此，中间派的储安平在当时曾直言抨击国民党，称：“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第三，中国共产党宣传民主，号召实行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例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就问黄炎培有何感想，黄炎培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就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第四，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建国，也是与以前的长期密切合作分不开的。例如，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回忆：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政协会前，国民党唆使青年党(原为民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无理要求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占五名，给民盟制造困难，也是我党提出方案即让青年党单独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占五个名额，民盟占九个名额不变，而由我党减少两名，国民党减少一名，在总名额中增加两名，使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对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

　　正是因为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当马上就要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希望这些民主党派参加新政权时，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中共中央在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态度后，于1948年8月初，周恩来即致电香港方面，要求钱之光、潘汉年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钱之光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宿饮食等工作，此时被周恩来派到香港，以“联合行”的名义进行活动(“联合行”随后改名为华润公司)。9月，钱之光便租用苏联货轮接送了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经朝鲜到达东北。

　　如此送过两批后，聚集在香港的名流突然消失，不能不引起香港社会关注。而北伐战争时就官至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现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自然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为掩护李济深北上，钱之光等在1948年12月26日夜，特意安排了一个盛大宴会。宴会结束，李济深等人便来到维多利亚港登上几条小艇，泛海赏月。以此为幌子，登上苏联货轮。船到大连，因天气寒冷，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还被安排住进当时大连最豪华的关东酒店。

　　当然，并非仅仅对李济深招待如此热情，对其他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安排，规格也很高。

　　据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间，由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摘自：《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