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与该国、总督、人民的传统、性格、偏见不特别适合，就没有什么政策是成功的，……决不能对他们叩头――这是过去常常容易重犯的恶习――而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以极大的坚韧和审慎，维护别国的尊严和权利，这些国家以其财富和人民的力量已拥有无限的优越性。
一位美国使臣更直截了当地说，把中国作为平等国对待就像“将一个孩子作为大人那样对待。文明世界出于慈善的感情，太容易考虑尽量努力获得更多的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利益，虽然他们与我们一样能获得同等的利益，但除了一些简单的要求外，都是粗野的和非基督教的。感情建立在崇高的原则基础上，但不应忽略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的顽童般的性格，我们的使命应考虑对他们进行指导和启蒙”。
英国商人特别强调应强迫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开放政策。他们这样强调部分是由于他们不把中国视为平等国，不考虑国际法惯例，即一个国家可以在贸易上设置任何他们想要设置的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信念来自于在英国仍然与强大的封建方式共存的、发展中的郡县制度。结果，英国人就开始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但却是在赋予自由市场以宗教信条性质的意识下采取行动的。
例如，约翰・博林，后来的驻华使节，认为所有关于贸易的条例“设立那些法令反对事物的自然倾向，最后就像通过内阁决议来决定风向或通过议会法案来安排海潮一样是荒谬无效的。”当然，这种观点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中国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并通过重农学派确实促进了它在西方的发展。
同样，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的军事虚弱非常蔑视，并为他们自己必要时能运用武力达到目的而感到骄傲。正如德国传教士古兹莱夫（他曾分发从鸦片船上运来的圣经小册子）所说：“中国数千艘全部战船也抵挡不了一艘护卫舰。”一位英国使节夸口说：“由弓箭、长矛、盾牌组成的军队怎能抵抗一伙富有战斗经验的英国战士？……博格（靠近广州的地方）的战斗令人不齿。”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英两国处于冲突阶段。此时，平均每年走私鸦片400万磅。从中国的观点看，这一情形越来越无法容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几乎完全不受控制：破坏法律、进口危险毒品、榨取中国偿付的财富、促进腐败。他们也越来越骄傲自大，强迫要求特权，并威胁动武。
与往常一样，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用性以及寻求国际关系和平与稳定的总目标，一些重大的问题都可以协商。当英国政府代表更多地卷入广州事务，中国官员也理解他们对于进贡关系语言的敏感性时，外交礼仪方面的问题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只要外国人的不法行为和走私鸦片不停止，就不大可能长远地改善关系。当然，西方人的行为也使得他们更像新型的野蛮人：喜欢穷兵黩武，极度渴望中国的物品。一个适当的回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
在1839年，北京派一名钦差大臣到广州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就是著名的林则徐。林是具有改革意识的反对派的领导人物，也许由于这一原因，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也非常精明强干，清正廉洁，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秉公办事的色彩。他一到广州就决定终止鸦片贩运，重树中国权威。
一旦进入角色，林就试图把协商和施压结合起来处理对英关系。他研究西方的国际法并运用其原则，强调一个国家有权控制对外贸易并坚持自己的法律。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两封信，陈述中国的情况。在详述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之后，他写道：
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食者处死，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设使别国有人贩卖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夷商）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
林则徐也直接采取行动反对鸦片贩运和中外鸦片商。这些努力后来为英国发动战争和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了借口。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外国人交出他们贮藏在广州的鸦片，这些走私毒品曾一度达到200万磅。英国商人拒绝执行，把这看成是对他们在中国合法行为的不公正的冒犯。林然后下令以从宽的方式，先将他们拘禁。最后，在当地的英国官员保证伦敦将让中国偿还对他们的非法没收后，英国商人屈服了。林然后销毁了鸦片。处理鸦片的过程很仔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盎司的鸦片能够从中流失，重新回到街市。但是，此时英国的战舰已在航行途中，来支持这一群摩拳擦掌的武装商船。
战争的直接起因是一些醉酒的英国水兵攻击当地庙宇，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与往常一样，英国人先拒绝交出凶手，然后只判了简短的监禁了事。林则徐大怒，下令中断所有贸易。间歇的战斗爆发了，林则徐开始加强广州地区的防卫力量，组织谋求地方民团力量的支持。
1840年，一支较大的英国武装商船队乘载万余名士兵到达。在其后的战斗中，证明中国无法与英国抗衡，英国占据了许多沿海战略要点并占领了几座城市。中国少有的胜利之一发生于广州之外，在那里，民兵力量成功地抵抗了英军的入侵。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林则徐被召回并受到处罚，与英国谈判的权利被易于妥协的官员所掌握。战争在1842年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其他西方列强紧跟其后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总起来看，这是所谓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批，它使中国在以后百年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条约规定增开四个通商口岸，消除对他们之间商业方式与自由的限制，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外国侨民受自己领事的法律裁判，从而正式获得所谓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获得了规定中国进口税的决定权，开辟了一条使国家丧失关税主权的道路。中国接受了“最惠国待遇”的概念，即每一国都可享受以后中国给予他国的任何特权的承诺。鸦片问题被掩盖起来，它被非正式地理解为中国不再阻止这一贸易。
对于首批条约的有些条款双方都不满意。在以后的15年里，中国官员和地方势力都以多种方式来抵制新通商口岸的开放，重树他们对外国人的威信。西方人则想要更多的特权。战争再次在50年代中期爆发，中国再次遭到惨败。一支英法远征军在1860年占领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新条约。
这些条约为不平等关系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最后的篇章。鸦片合法化了，除了别的之外，这一点还导致了在中国种植鸦片，这是贫穷国家很难消费得起的物品。中国的内河也对外轮开放，包括炮舰在内。传教士获得在中国任何地方居住和传教的权利。更多的城镇实行贸易开放，有些是在内地而不仅仅是沿海。这些条约口岸，正如人们渐渐知道的，最终遍布了全国。
在有些城镇中，西方人逐渐攫取经营“租界”的权利。租界是中国城市的一部分，由治外法权转变为完全由外国控制的地区。中国官员在这里没有权威，外国人与中国人共同居住，从根本上说，有点像西方殖民地的情况。第一个租界出现在正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的上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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