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坚决与日本打钓鱼岛保卫战

　　———来自两岸四地14位知名人士的呼吁

　　“保钓”成最大社会公约数

　　陈传仁(知名台商)：从“8·15保钓”到现在“9·10”日本正式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保卫钓鱼岛主权正在成为中国人民甚至全球华人的共同心愿，也在成为凝聚两岸四地中华民族的最大社会公约数。这样的民族决心会让两岸四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保钓态度更坚决、果断、更有效力，也会形成对日本博弈的全民意志。在国难和外来压力面前，中国人永远是最团结的。如何发挥5000万左右的全球华人力量，借保卫钓鱼岛加强中国认同，发挥全球华人的政治软实力，这些都是我们日后要考量的。

　　李义强(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世界华人保钓联盟自从在香港正式注册以来，一直希望利用这个大平台凝聚更多的民族力量。现在看来，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力量一定是中国大陆政府，不是台湾，也不是香港。民间是推手。在目前这种现状下，民间保钓运动存在和发挥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希望民间有更多的渠道跟政府进行相应的沟通，让我们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或者这个阶段我们能怎么配合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效地展开行动。我们也希望跟传媒有更多的互动，让他们表达民意。

　　莫世健(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日本正式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再次给我们敲了一记重重的警钟，过去我们善意地追求“搁置争议”，现在恐怕很难再“搁置”了。从一定角度上讲，保卫钓鱼岛应是立体的战略安排，需要各方面的组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尤其在国际法律秩序构建上，更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每天在做什么，都在被外界解读。这次中国大陆政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就是一次构建法律秩序的很好尝试。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对某个法律原则进行白纸黑字的创造。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钓鱼岛的困境告诫我们，中日之间民间外交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几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博弈大多是政府在做，但人家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员、社会组织，包括各类NGO组织，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单一的政府力量，看似强大，实际上非常薄弱。因此，关键是要怎样寻找到民间保钓力量，怎样把民间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日本在钓鱼岛上的社会力量怎么发挥作用，怎样更严密地组织起来，中国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还应该如何反制日本

　　许森安(国家海洋局资深研究员)：现在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从法理上来讲是站不住的。日本认为他们实际占领多年，有法律上的所谓时效。但时效概念不构成国际法公认的规则，我们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要做到据理力争。该争就要争，绝对不能退让，整个中华民族都不能退让;第二，要占领国际舆论高地，中日矛盾根本上是日本拒不承认它的罪行。我们必须要用多种手段让日本头脑清醒，认识到它的罪行，必须政治、经济、宣传、军事的多种手段一起上。有人提出来要政经分离，我不赞成。经济就是为政治服务的，要从经济上对他们施压。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现在天下大乱，美国称王称霸，小国在结盟自保，日本等中等国家在趁火打劫。日本想借美国这次的战略东移，实现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实质性扩张，为下一步日本的全面崛起或者是为它的全面武装化奠定基础。个人建议是，我们要在东海立威。以后的保钓行动要和国家的整体战略配合起来。比如，一是对日本展开全面的舆论战。第二，保钓运动要在全球展开。第三，我们的执法船要想办法抓几艘日本的渔船，想办法撞沉日本的执法船。第四，随时对日本的军事挑衅做好打击准备。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在心理上强大起来，让我们的心理和真正的实力符合。要是自己心理软弱，给什么样的武器也没有用。

　　刘刚(日本冲绳大学教授)：日本民族的岛根性很强，不愿意屈从于中国之下。近几个月来，日本炒作钓鱼岛的背后，是日本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泛起。日本民众在这个方向上走得非常快，情绪流露得非常饱满。日本误解了从周恩来到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认为中国不重视钓鱼岛，认为那个岛太小了，不希望它妨碍中日大局。我们要破除日方误解、误读，让日方非常明白我们的立场，让日方慢慢明白我们必须坐下来跟中国谈。中国的可行性操作，一是法制化，中国要制定国内法，将日方登岛人员名单搜集起来，通过法律起诉他们。有记录在案，他们一到中国领土上就要抓。二是要程序化，对民间保钓要支持，甚至可以民兵化。三是保钓一定要加强护航。

　　郑明(原海军装备部部长、少将)：除了目前做的，我们还要加强研究钓鱼岛，一是形势判断，要做得充分、科学，对形势判断的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要做点实际的事，增加实际控制的可能性，比如，入手做生态环境的保护调查，对海洋灾害进行监测和预报。第二，陆海统筹。第三，组织学术界让保钓研究成为显学，并与实践结合得更有效、有序。最后，文化工作要跟上，需要更多关于钓鱼岛的文艺、美术、影视作品等。

　　要有围绕钓鱼岛的海洋战略

　　罗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少将)：在东海、南海争端上，我们一定要有全面的国家战略，要有顶层设计。我们应该尽快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东海、南海问题不能再往后拖了。第二，我们可以打海上游击战，打海上人民战争。我们要集团作业，必要时给予护渔护航。第三，结成保卫二战胜利成果的统一战线，策应俄罗斯和韩国。第四，抢占冠名权，比如把第一艘航空母舰冠名为“钓鱼岛”号。第四，建立钓鱼岛经济开发集团，负责钓鱼岛的旅游业、油气开发、石油、文化等项目。第五，尽快组建国家海岸警卫队，有了准军事力量才能和日本进行对撞。必要时护渔、护航，拿出实际行动，才能体现夺回钓鱼岛的主动权。

　　陈一新(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现在形势非常复杂，要考虑到大陆的几个战略。一是黄金机遇期，是以经济为主;第二，大陆坚持和平崛起战略，能否为保钓开动一次战争?要有战争的话，中国大陆的盟国在哪里?也许两岸都需要“FIRM”。F代表弹性，保钓需要很大的弹性去推动。I就代表国际环境。R代表全民意志，这不只是政府，还需要有民众意志。最后的M就是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后面又是需要经济力量支撑的。台湾不可能跟大陆联手保钓，但可以不约而同保钓。

　　丁伟(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钓鱼岛问题每隔若干年便出现在香港报章的报头上。当年站在保钓前线的青年学生，如今皆垂垂老矣。“保钓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过去20多年不断想办法筹款租船或买船到钓鱼岛宣示主权，但他们遇到的困难真是罄竹难书。香港的“保护钓鱼岛”运动，虽持续40多年，前赴后继，但零零星星派船出海宣示主权的行动，都未能汇聚越来越多的群众，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运动”。有限的人力财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两岸政府的态度。

　　马振岗(原驻英国大使、亚太合作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钓鱼岛问题涉及三方面：一是历史问题，我们有我们的考量，但日本怎么解释也不能更改“主权在中国”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从钓鱼岛问题的演变过程，从历史问题到现状，都是美国人造成的。第三，日本国内问题。日本国内把钓鱼岛作为了政治斗争的砝码。怎么实现主权属我、搁置争议，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探讨清楚。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处理中日关系，不能离开这个全局。中国现在要发展，发展还是要争取和平环境。但在我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和你的力量相辅相成。

　　李薇(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难题会更大。我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比如，第一，我们一贯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史料宣传上有点跟不上。第二，我们应该强调国际法不支持通过侵略战争实现的所谓时效支配。钓鱼岛问题发生的本源在哪儿?是法律问题，还是历史问题?这些要搞清楚。第三，强调有关日本人战败处理的国际政治文件不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明年是《开罗宣言》70周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要从这个高度来处理战后遗留的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中国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海洋战略目标。终极目标是什么，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在战略战术上应该怎么做，应该逐步明确起来了。

　　童增(中国保钓联合会会长)：钓鱼岛既然是中国领土，就要行使主权。全国人大立法部门应充实海洋立法。在行政上，所有涉及海洋的部门也要行使主权。我们可以设立军事禁区。军事上的行使主权对日本的威慑力是最大的。我们可以让央企或者民企组织旅游航行。如果我们做了具体的行使主权的工作，跟日本争夺钓鱼岛的地位会自然而然的平等。钓鱼岛问题是横在中日交往之间的障碍，并不是解决钓鱼岛就会破坏中日交往，而是解决好这个问题，要面对它，才更促进长远的两国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