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小岛，没完没了。
日本之所以无法跳出钓鱼岛，乃是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
新加坡领袖李光耀曾表示，“日本是一个由日本人聚集的"均质社会"，缺少开放性，新加坡应该以日本为“反面教材”，以增加国家的开放度。
事实上，日本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 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种意义上，使日本深感挫败。不过，在更远的未来，制约日本发展的，仅非外部因素，而是日本自身固有的顽疾。
尽管是部科幻片，但是，真实世界的危机，却处处存在，未来时代，日本社会面临着三大困境，能否走出困境，应对挑战，将关系日本未来百年国运。
门阀存在抑制日本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门阀的存在，乃是先天遗传。
从日本现代化肇始的明治维新时期算起，门阀就普遍存在。甚至明治维新诸杰，本身就出身豪族，并且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新时代的豪族。如维新时期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在其身后，都形成了豪族，甚至大久保利通的后裔，亦成为后来的麻生首相。
目前，日本不仅存在小泉，安倍，麻生，鸠山等四大“首相世家”，其他议员世家，更是遍布日本，自民党的300余名议员中，属于“直系世袭”的达到100多人，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世袭”议员囊括了自民党大部分最重要的高层职位。如果不算直系，各种亲属连带，更是比比皆是。日本战后的首相，基本都出自这些议员世家，来自平民阶层，依靠一代人个人奋斗而登顶者，非常罕见。纵使以改革著称的小泉纯一郎和鸠山由纪夫，竟然也是有深厚的家族背景。
日本虽然大致接受了现代民主制度，但是，其残存的社会土壤，使家族世袭流行。
在经济领域，由于财产私有，财富的世袭，本来就合法。日本的私人企业兴盛，而且，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大企业，最后一般通过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而且创始家族，股权日益分散，日本则是大家族牢牢控股，家族占股很大，最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财阀。
比如，丰田汽车，从其创始人至丰田佐吉到丰田章男，已历四世传承，代代掌门人，都是丰田家族的人，而欧美很多公司，创始人家族往往在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退出经营。而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更是依靠家族影响力，经营日本支柱产业，虽然经历过美国在二战后的抑制财阀的打击，但是，仍然很快恢复元气。
一些支柱产业受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些行业的经营者，非豪族不可。只有豪族，才有巨大的影响，得到关照，亦只有豪族，才有力量独立经营这些行业。如三菱的海运，重工与军事联系紧密，而住友的铜业，在很多国家，亦需特批。
在政治领域，虽然日本实行竞选制度，但是，政治世家却常常出现。日本的选举制度和选区规划，有利于家族政治世袭。日本的议员选区，是按照选区议员名额的多少，按得票多少依次排列，先者当选。而日本的选区划分，几十年来没有变化，很适合政治人物经营地方势力。
很多政治世家通过长期经营和投资，在固定地区形成别人无法抗衡的势力范围，间接实现操纵选举。家族领袖在位时，常安插家族力量，成为自己政治盟友的秘书，助手等角色，积累影响力和人脉。当家族的领袖年迈退休时，选区就会被作为政治遗产传给后代。于是，无论其后代才德如何，都可以顺利进入执掌日本国政的国会，成为“二世”，“三世”议员。甚至进位大臣，首相。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传统，本来就强调议员的贵族血统，后来，在美国主导的宪政改革中，议员出身被打破，竞选制貌似给予了大众公平机会，但是，在现实中，门阀政治却一直相当深刻的影响。
门阀政治最后，往往造成一党独大，而且出现种种暗箱操作，而这种小范围的政治，亦使这个政党政治出现保守，狭隘的倾向。出现老人政治，侏儒政治就在所难免。
同时，门阀的存在，挤压了一般民众的生存空间。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所著的《M型社会》。不幸在日本逐步成为现实。在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不对等，都将戕害日本社会，窒息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少子化”葬送日本未来
日俄战争，日美战争，日中战争等，日本与这些大国的交锋，从来都没有亡国危险，但是，未来日本，却逐步走向自毁之路。
据日本官方估算，全国未满15岁的儿童，不足1700万，为1950年以来的最低。从1982年起，日本的儿童人口，已经连续30年减少。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如果“少子化”现象继续发展下去，至 2050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2100年则将减少至6400万。
日本政府一项新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诞下2.48名孩子，但日本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7这样的极低水平。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经济的停滞，社会压力的加剧，具有生育能力的青年人口，却出下去呢了严重的生育意愿下降。首先是结婚年龄越来越迟，2007年日本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30.1岁，女性28.3岁，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日本的未婚率不断攀升。据NHK报道，日本社会当前有71%的适龄男性未婚，25到29岁的女性有60%未婚，30岁到34岁的女性中有近一半未婚。
日本在战后和70年代分别出现过出生高峰，日本的二次崛起， 某种意义上正是得益于战后的第一次生育高峰。日本从60年代起飞，而当时，第一次生育高峰所造就的人口，基本成长为青壮劳动力，庞大的青年人口，所造就的消费能力，创造能力，无与伦比。
在日本在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神话的破灭，虽然导火索的广场协议，但是，其病根，却在于畸形的社会结构。由于青年人口的缺少，日本已经逐步失去了创新能力，本土消费能力亦开始萎缩。而所谓的“银发经济”更多是一种消耗型而非生产型经济，是一种“负能量”。
而日本长期的老人政治，世家政治的存在，本来是在宪政改革之后，可以逐步改善，但是，日本却长期改革无力，其根本原因，亦在于青年缺少。
百年前，中国学者梁启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国说》中，即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作了详尽的对比，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整个国家变成孬种之国，缺乏血性。同时，老化的人口，亦由于精力的限制，亦出现智慧退化，则整个民族，智慧与勇气俱亡，变为毫无希望的死亡之国。举国为少年，则国家前途无量，举国为老人，则衰亡可待。
无论哪国改革，青年人的动力与激情，皆为必然。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诸国，青年人口占比都达到了70%，而日本的邻国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亦由于良好的人口结构所推动。80年代，中国的主流人口，主要是青年，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成为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