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 内战中倒向国军(图)

亲自参与伏击赵侗的八路军老干部萧锋绘制的《全歼赵侗匪帮》示意图

　　赵老太太去武汉之后，赵侗的平西游击队在北平郊外屡次给日军制造大麻烦的同时，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因，游击队内的中共干部们有相当多的回忆：

　　“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就曾进行部署，要求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凡有条件参加武装斗争的，都应随时准备拿起枪来，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经组织批准参加武装斗争的一些同志，热情很高，但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也没有军事斗争经验。他们曾多次派人出城去联络抗日的部队，都没有成功。当党组织了解到赵同等组织抗日武装受挫的情况后，就决定以这支武装为基础，在平西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八月初，党组织派东北中学的共产党员阎铁和徐明两人化装成卖菜的小贩混出西直门，由联络员带领，进入赵侗等领导的游击队了解情况。不久，又派在东北军学兵队受过军事训练的杜伯华、王文、包乾、丁丁（今名冷拙）等进入游击队。当党组织接到阎、徐、杜等的报告后，决定继续派遣党员、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参加这个部队，并派汪之力同志负责这支部队党的领导。当时共产党组织在这支部队中还是秘密的，只能以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救亡总会的名义，经张希尧介绍和赵同、高鹏接头，参加部队工作。汪之力于八月十日同中共北平市委学委派的三名党员史进前、张如三和尉迟修职一起出德胜门，在西郊冷泉坞见到了赵同和高鹏。赵安排汪之力做宣传工作。从此，党的工作在部队中开始建立起来。”（梁湘汉、赵庚奇，《平西抗日游击队历史略》）

　　赵侗似乎并没有察觉中共党员正有计划地进入自己的游击队，赵老太太在后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虽然多次提到学生青年纷纷加入游击队，但并无一字提及共产党。

　　赵侗的这支部队，在1938年初已基本蜕变为中共的部队。其具体过程专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就是采用了内部消化的模式，正如游击队里的中共骨干王建中所回忆的那样：

　　“党的任务是把这支抗日游击队组建好，争取上层，抓住基层。争取团结上层，由汪之力去做，总队和大队的领导，尽量由党员去担任，这就抓住了基层。北平地下党输送的党员、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在这个复杂的才成立的队伍中，自然成了骨干，赵同也只得依靠这批人。所以，党员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抓住营连两级，这是最重要的胜利。”

　　共产党员掌握了军队基层干部之后，整个部队的去向已经不由赵侗决定。据王建中回忆：“赵同等人主张上太原，找到国民政府和正规军；党内坚决反对，要去找八路军。那时平型关战役已经打过，消息已传遍各乡。继而侦知八路军到察南蔚县，太原已失守。党的主张得到了胜利。”随后，进入八路军的根据地后，赵侗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威胁，据王建中回忆：

　　“部队到阜平之后，学老红军的一切制度、政治工作、经济民主，党已半公开了。赵同仍以总司令自居，得他一人说了算，实行军阀统治，引起干部不满。党和他进行了斗争。在一次营以上干部会上，汪之力同志作了系统的发言，举出部队进步的实例，指出赵同老摆个总司令架子，处处想着自己是总司令，一个人发号施令，处理问题缺乏商量，举了一些军阀主义的例子，指明其思想上就是顾虑总司令的面子，不利当前部队的进步。……会后，赵同没有好转，反而消极对待，情绪不高。党内决定，罢掉他司令职务。事先党内作了布置，届时提赵同辞司令职时，大家都得举手，结果在一次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举手罢免了赵同的司令职务。事后报告给军区，聂司令员批评了此事，认为应当争取团结，帮助他。军区领导还找赵同谈了一次话，才算没有罢司令之职。”

　　1938年8月，赵侗选择和平离开平西游击队另起炉灶

　　部队被中共同化之后，赵侗又在游击队司令一职上呆了将近一年。1938年8月，终于带着几个随从，以下基层视察为由，秘密脱离了游击队。据王建中回忆：

　　“赵同逃走，出意料之外。到平西后没有谁和他斗争，看来一是有更大野心，不屑当此小支队司令；二是有内线消息：赵母在大后方、南洋到处作报告，被誉为游击队之母，赵如到重庆一定被重用，所以只带几个人走了。至于怎样通过北平到重庆的，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也有蛛丝马迹，赵同的表弟吴新民是九连长，突调回司令部，要当警卫连长，王远音坚决不同意。赵同也找过警卫连长刘柏松谈话，想拉拢刘。刘已是党员，不为所动，他才没办法了。据事后反映，吴新民和赵同另一心腹王新华，把政治处谁住哪个房间都调查了，有动手搞一下再走的意图，由于警卫连不在，没敢动。”

　　赵侗为什么要“跑”？所谓的“野心”显然不足以解释。其一，时为1938年8月，赵老太太刚刚抵达武汉，媒体报道刚刚开始，其影响力还没有造成。其二，赵侗离开平西游击队之后，并没有立即选择南下与母亲会合，而是留在北平郊外，试图重新组织新的游击队伍。若需要一个解释，当时赵侗虽为司令，但却丧失了人身自由，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游击队老战士史进前回忆：

　　“9月，赵侗就带着他最亲信的十几个人逃跑了。我们赶快派同志去追他，劝他回来。他不回来，给我们中队以上的干部写了封信，他说，我几次想对你们一网打尽，但是考虑到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搞了这么久，不忍心下手。我们那时也非常警惕，所以他下不了手。我们为了对付他，我带着政治部专门组织了警卫连，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付赵侗的突然事变，所以我说你们放岗放哨就是对赵侗放的。那个连非常负责任，所以赵侗没法子，最后跑掉了。”

　　被忽略的政治背景：赵侗是一位“国社党”党员

　　真正能够解释赵侗逃离游击队的，是其政治信仰。许多中共方面的回忆录都称赵侗“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帽子的由来，正是其“国社党党员”身份。国社党是当时的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一个支派。中国青年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即积极派遣党员进入东北组织义勇军抗日，赵侗即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的中国青年党。

　　青年党的建党宗旨，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政治立场，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前者，主要是反对其“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者，则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唯此，才能解释赵侗何以会在1937年的北平公开刊发文章抨击国民党对中共的围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唯此才能解释何以赵侗并不愿意与中共军队合作；也唯此才能解释赵侗何以在部队被中共内部消化之后，还愿意在游击队司令位置上指挥部队作战近一年；也唯此才能解释赵侗最后为何选择秘密的和平离开，而不是公开武力翻脸。

　　也唯此，才能解释，何以赵侗到了重庆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屡屡言及的都是团结抗日，而对其部队的丧失，并无只言片语的指责（但在与周恩来的一次会见中，赵侗批评了中共在其他抗日力量中“内部造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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