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最后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有一支赫赫有名的娘子军部队，那就是于1933年3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光荣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营（后改为团）。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拥有2000多名女红军战士。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决定命令执行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于11月改称西路军。此时几经转战、已减员不少的妇女独立师，被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共3营9连约1300余人。她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仅十二岁。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和特派员曾广澜的带领下，这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妇女武装，西渡黄河，踏上艰险悲壮的西征征途。
1936年冬到1937年春，由于指挥错误、寡不敌众，西路军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部的围追剿杀，只有400余人突围。在西征途中，妇女抗日先锋团浴血奋战、碧血黄沙，被俘后仍进行了拼死斗争，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有的被转卖不知所终，被营救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
黄沙掩不住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悲壮而光辉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后，中央拨乱反正，在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为西路军作出了公正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2006年，中央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宣传西路军，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西路军老战士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得到很大提高，一批重现西路军真实历史的史料和回忆记实作品、文艺作品诸如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专著《西征中的女红军战士》，电影《祁连山的回声》、《惊沙》等相继出版发行和上演，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历史记住了西路军的功绩，人民对西路军女兵给予了崇高的敬意。
西路军女兵中有贵州人
笔者在贵州省妇联工作，2009年11月在一次全国会议上向甘肃省妇联宣传部胡部长请教了一些西路军女红军的史实。言谈中得知在甘肃省目前幸存的9位西路军女红军中有一位是贵州人，叫陈慧芳。我当时颇感诧异，因为在迄今有的红军长征史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载。我问胡部长这位老红军是贵州哪个县，胡摇摇头：“只知道是贵州白子沟。”
回到贵阳，我把陈慧芳老人的事向领导报告，省妇联领导很重视，让我赶紧与各市、州、地妇联联系，未果；我又到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依然未果。后来胡部长寄来一盘甘肃省妇联慰问西路军女战士活动的光盘，结果仍令人失望，看来只有等待与她见面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2010年8月2日，我到兰州参加《中国妇运》年会。5日我给胡部长打电话，她告诉我老红军陈慧芳老人就住在兰州市比较边远的一个社区，第二天由接任她的魏部长带我去见她。
次日，如约来到陈慧芳老人家，老远就看见她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老人个头不高，精神爽朗，一个劲儿地用夹杂着贵州口音的甘肃话对我说：欢迎！欢迎！旋即拉着我的胳膊进到屋里。3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住着老人的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女共四口人，显得很拥挤。一听到我的乡音，老人马上激动起来，也用贵州话回答我。我问老人的家是哪个“白子沟”，她纠正说她家是在“白马洞”的街上。说着捧出她的《西路军红军光荣证》给我看，上面写着：籍贯：贵州白子沟；1930年在贵州息烽参加红军；1936年与马匪作战被俘（注）。老人眼含热泪，紧紧拉住我的手，述说着那遥远的往事……
遥远的往事
陈：我属龙，民国6年生，记得老家在贵州白马洞街上，父亲叫陈树青，祖籍江西。母亲姓杨，是个苗族。父亲脾气不好，在我十几岁时我母亲就离家出走了。我出来找母亲，先是从安顺东大街的祥和百货商店找到息烽，在息烽曾家办的烟厂找到我姐姐，就在息烽住了一年。有一次找母亲时碰见红军，看见他们对穷人好，我想跟着队伍有饭吃，还可以找我母亲，我就参加了红军，被编在少先团。因为我个子小，大家都叫我“小苗子”。跟着队伍我到过安顺、金沙江、大渡河。母亲没有找到，却参加了长征，还见到过毛委员、邓妈妈。那时，吃的困难，穿得破烂，我们抽空就自己打草鞋。过草地时饿得吐酸水，闻到战友们烤皮鞋的味道都香得很。后来我被编进妇女团。打腊子口那一仗，我们妇女团也上了，死伤不少。后来过腊子口，到会宁，三个方面军会师。再后来我被分到五军供给部当卫生员。一次在黄河边洗纱布不小心掉进黄河，还是我的老首长董振堂把我救上来。红军部队渡过黄河西征时，我们唱着战歌，好雄壮啊，现在我还记得歌词：“出草地，过岷山，红军战士不怕难。战会宁，夺甘南，如今跨过黄河岸。战友们，斗志坚，要让马匪心胆寒。杀民团，过祁连，河西走廊红旗展……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三十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组成的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踏上西征的悲壮历程......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派两万余兵包围高台红五军，猛烈攻城。陈慧芳与卫生队的战友抢救伤员，几天几夜与敌人浴血战斗。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身陷包围的董振堂军长为不让敌人生俘，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他与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头颅被敌人悬城示众三日。
高台失利，红军大批指战员被屠杀，光被活埋的就有700多人。陈惠芳和一些战友被抓进一座大庙。因为是女兵，陈慧芳侥幸没有被杀，被押去青海，一路上吃野草、喝马尿，受尽凌辱。到了西宁，陈慧芳等被俘女兵被押送青海在毛纺厂做工。
说到这里，老人眼里饱含泪水。但是在痛苦中，她们仍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然而，当时对逃回来的干部战士实行“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的严格审查制度。九死一生逃出来的陈慧芳回不了组织，流落在兰州一家印刷厂当了名装订工。在她最困难时，一位曾经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转业军人接纳了她。夫妻二人相依相伴走过后半生，直到丈夫1994年去世。
有一件事，老人显得很倔强，就是政府发“流落红军”证时她执意不去领。她说，我们是西路红军，是奉中央命令往西路走；是环境逼迫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敌人把我们整在这个地方，给我整个“流落红军”，我坚决不要。
文革中老人也受到很大冲击。她说，我们受冤枉、受屈辱都挺得住，最伤心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首长，他们闭不上眼睛啊！
春风吹到玉门关
“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谢王定国和林家楣、为西路军正名平反，为我们恢复了名誉。1984年政府为我们发了《红军西路军光荣证》，1986年我被邀请参加了在兰州的西路军女战士座谈会，我们的待遇提高了，可以挺起胸膛说自己是红军战士了。政府给我们发补助，病了有公家管，现在日子过得多好啊！省军区、省妇联、民政部门经常来慰问我们，太感谢了！”说起这些，陈慧芳老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甘肃省妇联拍摄了纪录片《西路军女战士》，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作为当年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先念的女婿、西路军后代的空军副政委刘亚洲，在看到纪录片后立即打电话给甘肃省妇联，询问了解全省健在的14位女红军战士情况，并拿出14万元稿费分送给她们。说着，陈慧芳老人拿出刘亚洲写给她的慰问信给我们看：“陈慧芳同志：昨天晚上带儿子看了关于西路军女战士的片子，深为感动。我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关注着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做更多的事，只能从我的稿费中拿出一万元钱，略表一个红军后代的心意。晚辈，西路军后代刘亚洲。06年10月17日。“说到这里，老奶奶满怀感激之情：”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对我太好，太看得起了！当红军苦了就苦了，这辈子我不后悔！”
陈慧芳老人虽然结过婚，但一直没有生育。她把爱都给了那些可怜的孤儿，先后收养过很多孤儿。目前和老人一起生活的养孙朱建华今年43岁了，是老人40年前收养的最后一个孩子，现是“社区综合治理员”。老人现在居住的34平米简陋小屋是1994年兰州市民政局给老人的安置住所。虽然生活状况拮据，但老人和孙子一家四口住一起，同享天伦之乐，小屋里常常充满笑声。老人告诉我，她现在每月有1600多元生活费；现在住的房子快要坼迁，就要有新房子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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