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尤其是抗战以后，没人跟他交流了，他对谁都不信任，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情就在日记中的宣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重庆，他在日记里就说我要审判他如何如何。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情感缺陷。事实上，从他的行动中，毫无任何征兆或实际行动显示，他企图审判毛泽东，或者他跟党内的领袖讨论过这个事，或者做过哪些布置。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日记的新闻价值太大，除了新闻价值以外，蒋介石日记本身的价值有限，一定要伴随大量的其他的原始文献，特别是在台湾的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才能得到对史实的印证。实际上，我们可能用的其他的档案数量要远远高于日记本身的数量。像台湾收藏出版的有一套书叫《事略稿本》，从 1927年到1949年有80多本。这套书除了有蒋介石日记摘编以外，还有更多的蒋介石收发往来函电。比如胡宗南给他一个电报向他报告一个什么事，然后他给胡宗南的一个回电，谈到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些史料的价值远远高于日记。但是，做蒋介石的传记，了解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日记能够提供所有其他的档案提供不了的价值。那种“蒋介石的日记改写近代史”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完全不成立。
写日记为留后人看“雪耻”写了几十年
王奇生：一个国家领导人，面临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他一个人操心，多少事情忙不过来，多少事情要思考，他还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一丝不苟地写日记，天天写，50多年一以贯之，你说他还有多少时间干正事？
金以林：从1927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
王奇生：所以他这么认真地写日记，就当成一个事业做。
金以林：他就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像“3・20”事件以后他就说，中山舰事件我不解释，等我死后你们看我日记如何。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看了他的日记，觉得蒋介石坚持要抗日，事实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抗日的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坚定的。
王奇生：网民就说了，搞半天他原来在日记里面抗日。
金以林：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抄日记的时候，他在日记里以前都在日记头上写一句格言：雪耻。
在北伐的时候，蒋动不动就谈天下没有太平，何以成家。等到1927年之后要娶宋美龄开始，就一句不谈何以成家的事了。1928年以后他恢复总司令职务开始北伐，从济南“五三惨案”开始，他就写“雪耻”，那是1928年5月。这个“雪耻”一直写到抗战胜利，写了将近20年。
王奇生：好像到1949年以后还写。但是那个“雪耻”的概念早就不一样了。
金以林：从济南惨案一直写到1945年抗战胜利，此后有一段时间没写，等到解放战争又开始再写的时候，写得少了。这时，“雪耻”基本上就是雪中共的耻了。
我抄日记的时候，抄济南战役打王耀武，蒋介石的习惯是每天早晨写前一天的日记，他的日记里都有“朝课”、“晚课”。朝课就是早祈祷。朝课祈祷完了以后说我做了一个梦，上帝说济南一定能守住，他就特高兴，过两天济南王耀武跟他说我能守住，只要援兵到了就行，老蒋说你看上帝这个梦托得好。再过两天济南差不多丢了，王耀武下落不明。蒋介石在日记里又写，上帝托梦给我，说济南安危绝对没问题。隔了一天确实证实济南丢了。他说尽管济南丢了，但是上帝给我的安慰依然永存，主佑中华如何如何。
蒋介石的这些举止说明，他个人的能力跟毛泽东那种大开大合、不拘小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三大战役打得翻天覆地的时候，蒋基本上十一点半就寝，或者晚到十二点就寝，毛可以几天几夜不睡，睡的时候谁也不许打扰，包括淮海战役胜利以后。
信基督出于功利也曾讲人定胜天
王奇生：蒋介石50年每天日记写上，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基本上不变，你基本上不变，你写这个干吗？这就证明他想说，我就是一个圣人，我能够这么忙的时候都坚持稳定作息。
金以林：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追求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他要强调这个。
汪朝光：有的问题确实值得讨论，现在研究非常不够。我们一方面说蒋介石跟毛泽东一样，比较偏爱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他很推崇王阳明。但是他在日记里大量引用的是圣经的语言。包括他那个“天佑中华”―――抗战的时候，他基本上说的都是“天佑中华”、“主佑中华”。我没有看到过一次菩萨保佑中国，做梦梦见很多都是跟宗教有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去研究，他对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他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40年代以后才对基督教的信仰虔诚，1937年以前，他基本上就没有信教，本来，他信教就是丈母娘强制的。
金以林：杨天石老师写过文章，蒋介石信基督教不是丈母娘强迫的，他是自主选择的。
王奇生：宋美龄跟他结婚之前约法三章。但是日记出来以后证明，不是宋美龄的约法三章，是他丈母娘倪桂珍―――这个我太清楚了，因为这段日记是我抄的。
倪桂珍让他信教，他不想信，就找借口说基督教的理念不熟悉。于是倪给他一本圣经，说给你三个月好好读一读。三个月到了以后，倪就问他，怎么样，信教吧。他不想信，就说我还没读好。推到最后，有一次倪桂珍病了，蒋说这个病他可以治，宋美龄说你怎么治，他说很简单，你马上把牧师叫过来给我施洗，之后告诉她说我已经入教即可。第二天倪桂珍的病就好了。
金以林：但是我看1930年代他信教以后真的很虔诚。
王奇生：1930年代谈不上虔诚，1940年代开始有虔诚的迹象。到1943、1944年他不大顺利以后，就开始信教比较厉害了。他得意的时候就不把宗教当回事，不顺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安慰。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宗教观念，信什么东西就是功利性的，完全保佑，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帝保佑他。
金以林：从这点上讲蒋介石不如毛主席，毛主席就讲了人定胜天。
王奇生：你看的是后面一段，1927、1928、1929年这一段是我抄的。他天天在日记边上写上“人定胜天”，持续写了一两年，因为我抄本的时候不可能把这句话天天抄上去，所以你们看不到。这句话非常的微妙，这充分了反映了五四以后的这一代中国人，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也好，相信人定胜天的观念。在这一点上，蒋跟毛是相通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发现他连续写了一两年之后，突然之间这个“人定胜天”不说了，后来我觉得跟他信教有关系，他觉得天是上帝，这个“人定胜天”的观念不能再说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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